6、E=mc2，∩/≡/v+C7H38O43

这些细胞的生化机理已经受到了感染它们的细菌的影响。正是这种推论带给了埃尔利希关于抗毒素（他将其称为“魔术子弹”，这是一种机体分泌用以对抗病原体入侵的特殊物质）的灵感。做出这种发现的埃尔利希实际上已经洞悉了抗生素和人体免疫反应的原理所在。[456]他进一步发现了通过接种能够应用于患者身上的抗毒素。除了治疗梅毒，他还在结核病和白喉等方面继续研究，并于1908年因其在免疫学领域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457]

到了1907年，埃尔利希已生产出不下606种用来对抗各种疾病的“魔术子弹”。它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神奇，但“制剂606”（“Preparation 606”，埃尔利希实验室里的叫法）最终在治疗梅毒上起了神效。它是一种砷盐，虽然砷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它却是治疗梅毒的传统疗法，医生们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停尝试不同的砷基化合物。埃尔利希的助手被委以“制剂606”的疗效评估工作，他报告说它对感染梅毒的动物没有丝毫效果，“制剂606”因此被放弃了。不久之后，这位研究制剂606的助手，同时也是一位相对年轻却受过良好培训的医生，被实验室解雇了。1909年春天，埃尔利希的一位日本同行，来自东京的北里柴三郎教授派了一名学生到欧洲与埃尔利希共事。这位秦佐八郎（Sachachiro Hata）博士对梅毒怀有浓厚兴趣并对埃尔利希的“魔术子弹”非常熟悉。[458]虽然埃尔利希此时已经从“制剂606”转向了别的研究方向，但他还是让秦佐再次试验这种盐的效果。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前助手给出的结论在两年后仍然让他不快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秦佐用来试验的物质是已经经过研究并遭到放弃的。几个星期后，他向埃尔利希展示了自己的实验记录本，他说：“这只是初步试验，只是初步的概览。”[459]

埃尔利希翻阅着实验记录并频频点头。“非常好……非常好。”然后他看到了秦佐几天前刚完成的最后一批实验。他用带着一丝惊喜的声音大声读出了秦佐所写的内容：“认为606非常有效。”埃尔利希眉头一皱，抬起头来。“不对，肯定不对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R博士已经详细地试验过了，他认为无效！”

秦佐眼睛一眨不眨。“我认为有效。”

埃尔利希思考了一会儿。作为北里教授的学生，秦佐不会千里迢迢从日本跑来，就为了在他的实验结果里造假。然后埃尔利希想起了R博士正是由于没有坚持严格的科学实践才被解雇。难道说，R博士的粗心导致他们错过了重要的发现？埃尔利希马上转向秦佐并要求他尽快重复实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利希一向凌乱的研究所更是被关于秦佐实验结果的文件堵得水泄不通，其中包括条形图、数据表格和图表等，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那些用于实验的鸡、小鼠和兔子的照片，它们开始都被人为感染了梅毒，在接受“制剂606”治疗后都呈现出逐渐康复的状态。这些照片并没有造假，但出于安全的考虑，埃尔利希和秦佐在当年晚些时候将“制剂606”送往了其他几个实验室，以观察不同的研究者能否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一箱箱魔术子弹被送到了位于圣彼得堡、西西里岛和马格德堡的同行手中。1910年4月19日，埃尔利希在威斯巴登举行的内科医学大会上首次发表了研究成果的论文，不过那时他的研究已经又前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他告诉大会，1909年10月，24名人类梅毒患者已经被“制剂606”成功治愈。埃尔利希将他的魔术子弹命名为洒尔佛散（Salvarsen），其化学名为砷凡纳明。[460]

洒尔佛散的发现不仅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医学突破，它还导致了社会变革的发生，而这种变革将在未来几年里从多个方面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还没有充分探讨的梅毒和精神分析之间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之初，梅毒所导致的围绕着不正当性行为的恐惧和内疚心理远比现在强烈得多，这也为弗洛伊德学说提供了茁壮成长的温床。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1905年发表的《性学三论》中写道：“在我所治疗过的重度歇斯底里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等病患中，我观察，半数以上的患者的父亲在婚前就已确诊患有梅毒并曾尝试过治疗……我必须清楚地指出，这些日后患有神经疾患的孩子并不具有任何遗传性梅毒的体征……虽然我还完全不能断言患有梅毒的父母会给后代遗传神经疾病，但我相信我所观察到的这些巧合，既非偶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461]

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段话似乎已经被遗忘，但它非常重要。没有患病的人对梅毒怀有的长期恐惧，加上梅毒患者怀有的长期内疚，这在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促成了一幅心理学景观，并很快孕育了被称为深层心理学的学科。细菌、螺旋体和杆菌的概念与电子和原子并非迥异，因为基本粒子虽不是病原体，却也无法通过肉眼观察。总之，自然隐秘的一面让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变得易于接受。19世纪科学所取得的进展，加上宗教的衰微，共同造就了符合大众需求的“科学神秘主义”氛围。这是科学主义达到极盛的时期。在其中，梅毒也发挥了作用。

我们当然全无必要将所有科学家和他们的理论归入同一个模子里去。然而，不难发现的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其中大多数人物身上都有体现：罗素可能是个例外，但其他每个人都相当孤独。爱因斯坦、卢瑟福、埃尔利希和贝克兰等人在其职业生涯早期都是默默地埋头耕耘，而不是在格林斯坦咖啡馆和红磨坊里与人谈笑风生。真正重要的是通过会议或是专业期刊，将他们的工作成果传达给民众。这就是（并且将一直是）科学“文化”与艺术领域之间的显著区别，而这也很可能促成了几十年来许多人对科学怀有的敌意。科学的自给自足、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和科学本身令人难以企及的复杂程度使得它不像艺术那样平易近人。在艺术领域，虽然先锋派的理念仍有争议，却也逐渐为人熟知并稳定下来：凡是先锋派在这一年推崇的东西，布尔乔亚（资产阶级）都会在下一年买下来。但新的科学观点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布尔乔亚能够完全理解科学的每个细枝末节。硬科学和后来的怪诞科学，其硬和/或怪诞的方式也与艺术不尽相同。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科学的难以理解其实无关紧要，或者说并不十分要紧，因为作为严肃科学产物的技术是切实有用的，这也反过来巩固了物理学、医学甚至数学的权威地位。我们将会看到，硬科学发展使得20世纪思想生活的两大不同流派更加泾渭分明。科学家继续辛勤地耕耘，为实证主义问题找寻更多和更根本的答案。艺术和人文科学则通过它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些基本发现做出回应。但赤裸而尴尬的事实却是，这样的交流几乎完全是单向的。科学为艺术提供信息，反之则不成立。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这已经是明确的事实。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是否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知识，能否比其他知识拥有更为稳固的基础，这一命题将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