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mc2，∩/≡/v+C7H38O43

05年，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伦敦大学学院生理学教授E. H.斯塔林将一个新词汇引进了医学术语之中，而这个新词将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思考方式。这个词就是激素（hormone）。在当时，医学界正对“信使物质”这一医学新分支趋之若鹜，而斯塔林教授正是其中一员。数十年来，医生们一直都在观察这些物质，无数实验业已证明，虽然身体的无管腺体（脖子前部的甲状腺、大脑基底部的垂体和下背部的肾上腺）自身能产生分泌液，却看不出它们为何能将这些分泌物运送到身体其他部位去。这其中的生理奥秘直到后来才变得清晰。例如在1855年，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狄森发现，死于一种消耗性疾病（现名为“阿狄森氏病”）的患者其肾上腺要么功能不全，要么已遭破坏。[444]后来，法国人丹尼尔·维尔皮安发现，将染色碘或氯化铁注入肾上腺腺体时，其中央部位会染上特定的颜色。他的发现还表明，能够产生同样显色反应的物质也存在于从肾上腺流出的血液中。再后来的1890年，两名来自里斯本的医生将一个看起来非常野蛮的方法付诸实践，他们将羊甲状腺的一半腺体埋入了一位甲状腺功能不良的女性患者的皮下。他们发现她的病情迅速得到了好转。读到这则来自里斯本的报道时，一位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英国医生乔治·穆雷注意到这位女患者的病情早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好转了，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接移植腺体的血管还来不及再生。穆雷因此得出结论，腺体分泌的物质一定是被直接吸收而进入了患者的血液循环。通过将腺体碾碎制成溶液的方法，他发现对于甲状腺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其效果与羊甲状腺的方法几乎旗鼓相当。[445]

这些证据表明，信使物质由身体的无管腺体所分泌。多家实验室，包括纽约和伦敦大学学院医学院的巴斯德研究所，都展开了对腺体提取物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实验由乔治·奥利弗和E. A.沙皮—谢弗于1895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完成。在此期间，他们发现通过碾碎肾上腺提取出的“汁液”能够使血压升高。由于患有阿狄森氏病的患者大都同时患有低血压，因此该研究证实了肾上腺和心脏之间的联系。这种信使物质被命名为肾上腺素（adrenaline）。来自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阿贝尔是确定肾上腺素化学结构的第一人。他于1903年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宣布了他的突破性发现。肾上腺素的化学结构出奇的简单，所以这篇论文也短小精悍。它仅仅包括为数不多的分子，每个分子仅由22个原子组成。[446]虽然人们理解肾上腺素的起效机理，以及明确对患者应用的正确剂量花去了一些时间，但肾上腺素的发现却并不算早。随着20世纪的推移，拜现代生活的压力所赐，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心脏疾病和血压问题的易感人群。

20世纪之初，人类的健康仍然受制于“三大野蛮疾病”，这些疾病让发达世界失色不少，它们包括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syphilis）。多年以来各种疗法对于它们都束手无策。肺结核经常出现在戏剧和小说中。无论长幼贫富，都难以逃脱它带来的缓慢而绵延的死亡过程——这在《波希米亚人》、《死于威尼斯》和《魔山》中都得到了表现。安东·契诃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弗朗茨·卡夫卡都死于这种疾病。酒精中毒和梅毒则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单是需要治疗的疾病，更是充满了信仰冲突、态度冲突和谣言的争议焦点。它们造成的道德困扰与医学难题相比不遑多让。尤其是梅毒，就深陷在道德的迷宫之中。[447]

一个世纪之前，环绕梅毒的恐惧心理和道德上的否定态度彼此交织，以至于尽管梅毒问题愈演愈烈，人们却很少谈及此事。例如，在1906年10月号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上，一位作者撰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公开探讨性病问题与私下寻求帮助相比，是对公共生活礼仪的更大违背。”[448]同年，《妇女杂志》的编辑爱德华·博克在其杂志上登载了一系列关于性病的文章，导致该杂志的发行量在一夜之间就锐减了75000本。牙医有时候也被指责为性病的传播途径，还有人认为理发师的剃刀，甚至乳母也难辞其咎。有些人认为性病来自新发现的美洲大陆；而在法国，一支强大的反教权组织则将矛头直指“圣水”。[449]普遍的卖淫并未促使人们跟踪性病的传播，而《维多利亚医学伦理》也助纣为虐，禁止医生向患者的未婚妻透露患者的病情，除非患者本人同意这么做。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知道梅毒是否具有遗传性或先天性。关于梅毒的警告，有时近乎歇斯底里。1901年一本名为《维纳斯》的“生理小说”问世，同年问世的还有知名剧作家尤金·白里欧的剧作《腐朽者》。[450]每天晚上，在巴黎安托万剧院的大幕拉开之前，舞台经理都要这样向观众致辞：“女士们，先生们，本剧的作家和导演很高兴地告诉您，本剧是关于梅毒和婚姻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不涉及任何丑闻的缘由，没有令人不悦的场面，也不包含任何下流的字眼。如果我们都承认，女性完全没必要为了所谓的贞洁纯良而走上愚昧无知的道路，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部剧的含义。”[451]尽管如此，《腐朽者》还是很快便遭到查禁，这也引起众多医学期刊纷纷在社论中表示惊愕和不解，并为这部剧鸣冤叫屈，质疑为何那些在整个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音乐会中公然上演的下流小品“完全没有受到处罚”。[452]

继1899年第一次国际预防梅毒和性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之后，阿尔弗雷德·富尼耶（Alfred Fournier）医生开展了对梅毒的医学研究。他通过流行病学和统计学技术强调了一个业已显明的事实：梅毒并不只感染风月女子，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其魔掌之下，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早感染。而在那些因出身贫寒而被迫卖淫的妇女中，梅毒已经到了“肆虐”的地步。由于富尼耶医生的工作，关于梅毒研究的专门期刊得以创立，而这为梅毒的临床研究铺平了道路，进而在不久以后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05年3月3日，柏林的动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在一份梅毒患者的血样中通过显微镜观察到了“一种极其微小的螺旋体，具有活动性，非常难以研究”。一个星期以后，绍丁和细菌学家埃里克·阿希尔·霍夫曼（Eric Achille Hoffmann）在一位患者身体各处采集的样本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螺旋体，这位患者后来出现了玫瑰疹的症状，而这种紫色斑块正是梅毒患者的典型皮损症状。[453]这种螺旋体非常难研究，因为它太过微小，但它确实是导致梅毒的微生物。它被命名为苍白（颜色苍白）密螺旋体（形似扭曲螺纹）。1906年，超显微镜的发明意味着与绍丁的预见相比，用这种螺旋体进行实验变得更容易了，而在当年年底之前，奥古斯特·瓦色曼就开展了一种特异性的诊断染色实验。这意味着梅毒现在已经可以被及早发现，这对于防止其蔓延大有裨益。但患者仍然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法。[454]

发现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正是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埃尔利希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斯特雷伦，他对传染性疾病曾有过切身体验：身为年轻医生的他在研究结核病时不幸被感染，并被迫在埃及静养。[455]正如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一样，埃尔利希的最初贡献是从日常观察中推演而出的。他指出，与不同疾病相关的杆菌陆续得到发现，受到它们感染的细胞也对染色技术呈现不同的反应。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