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美国的实用主义智慧

道分水岭。在整个20世纪中，有些哲学家是从理想状态中提炼出观点的：他们尝试打造世界观及思想行为的守则，而这些都来自理论性的“清楚”而“纯粹”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诸如平等、自由等思想都被假定为预设的前提，整个假想的系统也都围绕这些前提而建立。在与之相反的阵营中，另一些哲学家则立足于真实世界，并不回避所有的混乱、不平等和不公正。詹姆斯就是后者阵营中的坚定成员。

詹姆斯对这道分水岭的解释，在于他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气质”的基本形式，即他所谓的“实际型”和“空想型”。他并没有表明他认为这些气质是由基因决定的（对于1907年的人们来说，“基因”这个词还为时尚早），但他选择的“气质”一词却给出了这一观点的明确暗示。他认为具有一类气质的人们总会看低与其气质相异的人，因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将双方的特点列举如下：

他突出这些区别的一大主要原因，是提请人们注意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存在着如此之多有着坚定的经验主义倾向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子孙几乎都是天生的科学之子。”[316]

不过，这并没有让詹姆斯成为一个科学的无神论者。事实上，这引导他走向了实用主义，毕竟，他于1902年出版过一部重要作品《宗教经验种种》。[317]他认为哲学首先应该是实用的，而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一观点来自皮尔斯。皮尔斯曾说过：“信念是行为的实际准则。”詹姆斯详细阐述了这一主题并得出结论：“哲学的全部功能应当是：如果这样或那样的世界准则才是真正的准则，那么在我们生活确切的瞬间，这样的世界准则会对你我产生怎样具体的影响。……一个实用主义者会毅然转身，与专业哲学家们奉为至宝的诸多痼习彻底决裂。他厌恶抽象和不足，拒绝纸上谈兵，避开错误的先验理由，无视固定规则、封闭系统以及虚假的绝对真理和起源。他迎向具体和翔实，认同事实、行动和能力。”[318]詹姆斯认为原始的形而上学，同样依赖于那些宏大的词——“上帝”、“物质”和“绝对”。但他认为，这些之所以值得详细阐述是因为它们具有他所谓的“实际兑现价值”。它们让生活之道产生了怎样的不同？只要它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实际性的影响，詹姆斯就可以将其称为“真理”。他说，真理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绝对的。世间存在着很多真理，只要它们具有实用价值，则它们就是真实的。真理之美并不能使其恒久不朽。这就是真理之所以美好的原因：顾名思义，它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詹姆斯用他的这套方法来面对许多形而上的问题，这其中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的论点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真的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它与意识的关系又是什么？詹姆斯写道：过去的哲学家曾提出了“灵魂物质”的概念来解释某些类型的直觉体验，比如一个人曾以不同身份生活过的既视感。但如果你将意识拿走只依赖“灵魂”，这现实吗？灵魂能脱离意识而存在吗？不能，他说。因此，何必还要专注于灵魂这档子事呢？詹姆斯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进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通向宇宙的务实手段；这也是适者生存和种族繁衍的真谛。[319]

继皮尔斯和詹姆斯之后，约翰·杜威成了美国第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身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杜威有着佛蒙特州式慢吞吞的说话方式，戴着无框眼镜，并且毫无时尚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堪称最为成功的实用主义者。和詹姆斯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信仰体系，而这样的哲学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更富有成效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就非常多产：通过发表报纸文章、通俗读物，以及与其他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或《存在巨链》的作者阿瑟·洛夫乔伊等）的大量辩论，杜威的公众知名度达到了哲学家少有能够企及的高度。[320]和詹姆斯一样，杜威也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科学和科学方法应当应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他尤其强调，科学发现应当适应于儿童的教育。对于杜威来说，20世纪伊始乃是“民主、科学和工业化的时代”，而他认为，这将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人们对儿童的态度正经历快速转变。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出版了新书《儿童的世纪》，其主要观点认为儿童已经被重新发现——重新发现的意义在于童年的可能性中存在着新的欢乐，也重新意识到儿童与成人、儿童与儿童之间都是彼此不同的。[321]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只不过是常识，但在19世纪，在成功降低儿童死亡率的胜利到来之前，每个家庭都较当今更为庞大，许多孩子不幸夭折，因而对于每个孩子的投资，花费的时间、教育、情感，等等都各不均等——也不可能均等。杜威认为这对教育有着重大影响。截至当时，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比欧洲更溺爱孩子的国家，教育仍然处在教师的刚性权威之下。教师们对受过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素质自有其概念，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知识是“对固定真理的沉思”。[322]

一场运动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这种思维，而杜威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第一，传统的教育理念源于有闲的贵族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正在欧洲民主国家迅速消失，而在美国则从来就没有存在。如今的教育必须满足民主的需求。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教育必须反映出不同的孩子在能力和兴趣方面有着很大不同的事实。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教育应尽量减少对教师认为必须了解的确凿事实的“反复强调”，着重发现和培养每个孩子具有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将实用主义应用于教育。

杜威对科学的热情体现在他建于1896年的学校的校名上：“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323]这所实验学校部分得益于虔诚的瑞士教育家约翰·裴斯塔洛齐（Johann Pestalozzi）、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弗勒贝尔（Friedrich Fröbel）和儿童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等人的思想，其办学宗旨是：每个孩子都承担着个性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后果。首先，孩子的天性决定了其自身能力的局限。从更积极的角度说，应当发现孩子内在的兴趣和品质以找到可能的“成长点”。成长对20世纪初“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的倡导者来说是一个重要概念。杜威认为，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分成了有闲贵族阶层和工人阶级，他们分别是知识的保管者和实践者。他认为，这种分离是致命的，尤其在一个民主国家。依托阶级路线的教育必须废除，那些不适合民主、工业化和科学时代的传统学习观念必须被抛弃。[324]

杜威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为童年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个人成长的概念，排除传统和专制观念对知识和教育的定义，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自由的思想。美国有着众多的移民团体和广阔的国土，这种新的教育理念能够帮助美国塑造出许多个人主义者。与此同时，“成长运动”的理念总是有可能被过度解读，造成家长对孩子们过于放任自流。在一些学校里，由于老师们认为“孩子们都不该尝到失败的滋味”，所有的考试和成绩都被取消了。[325]这种结构的缺失最终事与愿违，孩子们反而更循规蹈矩，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或独立判断，而这正是偶尔的失败能够教会他们的。将孩子们从父母的“统治”中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