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美国的实用主义智慧

1906年，以艾哈迈德·福阿德亲王为首的埃及团体发表了一则宣言，为建立一所埃及大学而募集公债。这所新的大学旨在“建立类似欧洲大学的教学实体并适应国家之需求”。筹款计划很成功，这所大学（开始阶段是一所夜校）也于两年后开学，师资包括两名埃及教授和三位欧洲教授。这样的计划非常必要，因为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曾贵为穆斯林世界主要学府）已经名誉扫地，原因在于它拒绝更新和调整其中世纪的教育方法。其造成的一大后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埃及和叙利亚一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307]

1900年的中国仅有四所大学；日本有两所（第三所将于1909年建立）；伊朗仅有几所专科院校（德黑兰政治科学学院成立于1900年）；贝鲁特仅有一所；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是一个强国）也仅有一所：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学习之家”，它始建于1871年，但不久即被关闭，直至1900年才重新开放。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四所大学：开普敦大学、位于布隆方丹的格雷大学学院、位于格雷厄姆斯敦的罗得岛大学学院以及纳塔尔大学学院。澳大利亚也拥有四所，新西兰则有一所。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创建于1857年，阿拉哈巴德和旁遮普大学则建于1857和1887年之间。此后直到1919年，印度都没有诞生任何新的大学。[308]俄国在20世纪初拥有十所国立大学，在芬兰（芬兰在当时是自治区域）还有一所，以及莫斯科的一所私立大学。

如果说大学数量的匮乏显示出西方世界之外精神生活的特征，那么美国的主要特征则是英式大学的拥趸和德式大学的支持者之间的纷争。起初，大多数美国院校都是按照英式风格建立。美国境内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其前身是创立于1636年的一所清教徒学院。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合伙人中有三十多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因此他们在波士顿附近建立的大学也自然地效仿了伊曼纽尔模式。苏格兰模式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尤以阿伯丁模式为甚。[309]苏格兰大学为非寄宿制，校风民主，宗教气息淡薄，由当地政要负责管理——堪称大学董事会的先驱。然而直到20世纪，美国的高等院校实际上都只是学院（致力于教学），而非严格意义上以知识增长为己任的大学。只有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和克拉克大学（1888年）可以划入大学之列，但这两所学校也很快就被迫加入了本科课程。[310]

众所周知，最初构想出现代大学的人是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化学教授。1869年，年仅35岁的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那里是他度过本科时光的地方。艾略特到任时，哈佛只有1050名学生和59名教职员工。而当1909年他退休时，哈佛的学生人数已经翻了两番，教职员工数量则增长了十倍之多。但艾略特在意的不只是规模的扩大：“他大力修改了课程模式；建立了专业学院并使之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还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成了所有有志涉足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大学的楷模。”[311]

最重要的是，艾略特遵循了德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为世界培养了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理查德·施特劳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群星璀璨的人才。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卓越成就可以追溯到1806年的耶拿战役（经此一役，拿破仑终于到达柏林）。他的到来迫使僵化的普鲁士人发生改变。在思想领域，约翰·费希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伊曼努尔·康德等重要人物将德国学术界从对神学的愚钝依赖中解放出来。因此，德国学者在哲学、语言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与欧洲同行相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例如，德国是第一个将物理、化学和地质学列为与人文学科平起平坐的学科的国家。无数的美国人，以及杰出的英国学者如马修·阿诺德和托马斯·赫胥黎等，都曾到访德国，并对其在德国大学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312]

从艾略特的改革开始，美国大学开始效仿德国的制度，尤以研究领域为甚。然而，这一德国模式虽然在推进知识和生产新技术工艺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却破坏了“大学的生活方式”，以及本科生和教师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而在采用德国模式之前，这些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德国模式造就的人才被威廉·詹姆斯称为“章鱼博士”：耶鲁大学于1861年颁发了大西洋西岸的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Ph.D.）；到1900年已发展到每年颁发超过三百个博士学位的规模。[313]

遵循德国模式的代价就是与英式大学系统的彻底决裂。在许多大学，学生宿舍和集体食堂被一并取消了。哈佛在19世纪80年代对德国模式的沿袭已经到了盲从的地步，以至于学生不再需要到堂听讲——只有考试的表现才是决定成绩的标准。这一切终于起了反作用。芝加哥大学首先于1900年“冒整个美国中西部之大不韪，不惜被看作中世纪的英式专制学校”而建造了七幢学生宿舍。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很快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哈佛也在20世纪20年代按照英式房屋模型重组了校园。[314]

由于美国的大学已成为思想的温床，孕育出本书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许多内容，所以美国大学的历史也与其自身息息相关。但确定哈佛、芝加哥、耶鲁以及美国其他高等学府之核心思想的斗争也与另一方面有着紧密联系。德国和英国教育模式的融合既是明智之举，也是美国大学在面临20世纪之初的形势时做出的务实响应。实用主义在美国是一套非常强大的思想体系。美国并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教条或思想观念。它有着自己的“开拓性思想”：它拥有并把握了自己的机会，甄选并吸取旧世界中的精华，同时去其糟粕。值得注意的是，由此产生的部分成果，即本章所考量的事物，从摩天大楼、垃圾箱画派的绘画、飞行到电影，都与20世纪初的唯美主义、精神分析、生命力、抽象主义、激进的实践发展和对于不断进化的世界的直接而冷静的实用反应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70年代的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但威廉·詹姆斯于1906年对其思想进行了更新并广为传播。威廉·詹姆斯和他的小说家弟弟亨利·詹姆斯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一名作家，写过一些“神秘而难以归类的哲学小册子”。[315]威廉·詹姆斯对皮尔斯的致敬从他于1907年在波士顿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的题目中就已清晰可见：《实用主义：旧式思维方法的新名称》。实用主义的深层思想是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使之摈弃唯心主义教条并服务于由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严谨的实证主义标准。詹姆斯在皮尔斯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哲学应当平易近人的观念。他认为，哲学是生活中的客观事实，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哲学。而他的演讲（其中有八讲）就旨在为人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以弗朗茨·布伦塔诺、埃德蒙·胡塞尔和亨利·柏格森为代表的大陆学派，同以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及将要形成的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学派之间的裂痕，是20世纪哲学的一道分水岭，詹姆斯的做法标志着20世纪哲学的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