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代主义的少女

据定义，未来完全是可预见的。[283]

柏格森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他来说，时间分为两种类型，即物理时间和实际时间。他说，根据定义，我们通常理解的时间涉及记忆；而另一方面，物理时间由“一长串近乎完全相同的片段”组成，其中属于过去的片段几乎瞬间消亡。然而，“实际”时间是不可逆的——相反，每一段新片段的色彩都来自过去。他最后的结论，同时也是人们最难以接受的观点是，由于记忆对时间至关重要，时间本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的。（这也是宗教法庭最为反对的观点，因为这是对上帝领域的干涉。）以此为基础，柏格森进一步认为已知的宇宙演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柏格森由此呼应了布伦塔诺和胡塞尔，他认为进化远不是“遗世独立”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心理的“意向”和产物。[284]

柏格森真正吸引法国人，继而影响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是他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坚信人类选择的自由，以及生命力（élan vital，即活力）超越科学的影响力。柏格森博览群书，对科学典籍同样学富五车。对他来说，理性主义永远没有尽头。一定有更高的某种东西存在，它们是“理性难以触及”的“生命现象”，只能通过直觉来理解。生命力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人类从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的生命形式。柏格森认为，动物当然是某种专家，换句话说，它们对于某项活动非常擅长（类似哲学家）。而另一方面，人类则不是专家，这是理性的结果，但也是直觉的结果。[285]这一观点使柏格森吸引到法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柏格森的讲座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他还被誉为“解放者”，变成“将西方思想从19世纪的‘科学宗教’中救赎出来”的人物。柏格森的一位英国追随者T. E.休姆承认，柏格森驱散了“宿命论的噩梦”，从而为“整整一代人”带来了“救赎”。[286]

要说整整一代人略显夸张，因为针对柏格森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狂热的理性主义者于连·邦达说，如果他的观点能够噎死柏格森的话，他早就已经“很愉快地杀掉他”了。[287]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柏格森的哲学是堕落的象征，是一种返祖观念的集合体，在其中，科学的精确性被神秘主义的漫谈所取代。此外，柏格森也因为过于关注科学而遭到教会的谴责。可是，这种批评如螳臂当车。《创造进化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T. S.艾略特甚至不吝将柏格森主义称为“一种传染病”）。[288]美国人对这本书同样激动万分，威廉·詹姆斯承认“柏格森的独创性实在太丰富了，他的许多思想完全让我迷惑不解”。[289]“生命力”一词也成了广泛使用的流行语，但“生命”不仅意味着生命，还包括了直觉、本能等理性的对立面。结果，那些似乎已经被科学赶尽杀绝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神秘，再次打着“体面的”幌子借尸还魂。威廉·詹姆斯自己也曾写过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他认为柏格森已经“确定地杀死了理智主义，没有任何复原的希望。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以其古老的、柏拉图式的角色再次复兴，并自命为现实的本质最真实、最深刻和最详尽的定义者”。[290]柏格森的追随者相信《创造进化论》已经表明，理性本身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所有事物重要与否的评价尺度。这样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相符，而在20世纪更晚些时候，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将与之交相呼应。

柏格森哲学的一大核心原则在于未来是不可预知的。然而在他立于1937年2月8日的遗嘱中，他说：“假如我没有看到历经多年酝酿，并将横行于世的可怕的反犹主义浪潮，我可能已经皈依［天主教］。我想和未来将要遭受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291]1941年，柏格森因肺炎去世。当时在纳粹军事占领下，他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迫排队数小时去当局登记，在此过程中不幸罹患肺炎。

纵观整个19世纪，所有的有组织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都受到了来自科学领域的持续攻击，因为科学发现与《圣经》对宇宙的解释大相径庭。许多年轻的神职人员敦促梵蒂冈对这些发现做出回应，而传统主义者则希望教会将这些发现驳倒，并让他们回到熟悉的真理中去。在这场预示着深刻分歧的论战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即是现代主义者。

1907年9月，传统主义者终于得到了他们一直为之祷告的福音。教宗庇护十世（Pius X）在罗马发表了《牧尔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谕，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所有形式的现代主义。如今，教宗通谕（给教会所有主教的信件）已经很少成为头条新闻，但它们曾经令忠实信徒颇感欣慰，而《牧尔主羊》正是20世纪的第一道通谕。[292]庇护十世所回应的思想可以归为四类。第一类思想发源于启蒙运动，是科学的一般态度。启蒙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呼唤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和经验，并构成了对既有权威的挑战。第二类思想包括达尔文的具体科学及他的进化概念。这包括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进化论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革命进一步深化，意在将人类拉下这个有限宇宙的神坛。它表明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本质上与动物并无区别，与动物相比并没有多么鹤立鸡群。其次，进化论是一种比喻：这些思想就像动物一样，不断演化、变革和发展。现代派神学认为，教会（和信仰）也应当进化。在现代世界，教条这种东西没有栖身之所。第三类思想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认为，理性没有极限，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从来不是中立的，从来无法逃脱先前强加的概念性判断”。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无从知晓上帝的存在。最后一类则是亨利·柏格森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际上支持精神性概念，但这些概念与传统教义相去甚远，而与科学和理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293]

现代派神学认为教会应该提出“为自身谋利”的理性形式，比如圣灵感孕说和教宗绝对正确说。他们还希望依据康德哲学、实用主义和最新的科学成果，重新审视教会的布道内容。在考古学领域，德国学派对历史上的耶稣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的发现和研究证实了耶稣真实而短暂的存在，却不包含基督教教友所希冀的重大意义。在人类学领域，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巫术和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化中的相似之处。这种宗教上的极度多样性也因此破坏了基督教自称拥有唯一真理的论调。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谬误之中”。[294]得益于后见之明，我们现在可以饶有兴味地将《牧尔主羊》看作“上帝之死”的又一阶段。然而，当时大多数参与这场神学现代主义争论的年轻神职人员并不想离开教会；相反，他们希望教会能“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即后来的圣庇护）出身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省里斯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生性质朴，最开始只是一名乡村牧师，因此他成为毫不妥协的保守派，并对进入政治全无畏惧，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他对于年轻神职人员的反应也不是安抚其要求，而是与他们正面对抗。他对现代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彻底谴责，认为现代主义只不过是“错误哲学信仰的集合”。[295]对教宗和传统天主教徒来说，现代主义被定义为“对现代事物的夸张热衷和对现代理念的痴心迷恋”。一个天主教作家甚至不惮将其称为“对现代的滥用”。[296]然而《牧尔主羊》只是梵蒂冈组织的反现代主义运动中最突出的部分。宗教法庭、梵蒂冈国务卿、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