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代主义的少女

会议的法令以及颁布于1910年的第二道教宗通谕，一致对现代主义思潮表示谴责，庇护十世也在致枢机和巴黎天主教学院的教宗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他的教令中，他挑选并谴责了不下65项现代主义的特有主张。此外，“高阶神职的候选人、新任命的忏悔者、传教士、教区神父、教士和主教”都必须依据“拒绝现代主义原则”的信条宣誓效忠教宗。天主教教义的主要任务也得到了重申：“信仰是一种在意志支配下做出的理智行为。”[297]

世界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纷纷对梵蒂冈有其自身紧密逻辑的论点和坚定的立场表示感谢。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间，科学发现接踵而至，而艺术领域的变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扑朔迷离、充满挑战。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有着坚如磐石的立场是一件好事。然而除了天主教教会成员之外，很少有人还会听信梵蒂冈的观点。

中国就是一个对梵蒂冈的观点置若罔闻的地方。1900年的中国虽然已历经几个世纪的传教工作，但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只有区区百万。事实上，中国发生的思想变化与世界其他地方差别很大。这个巨大的国家终于与外面的现代世界达成了妥协，而首当其冲的代价就是摈弃儒学。儒学曾经引领中国走在人类发展的前沿（造就了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火药和很多其他重要发明的社会），但在那之后其创新性便长期陷入停滞，儒学甚至成了一种桎梏。然而，摈弃儒学要比西方超越基督教的零散尝试更加令人望而却步。

儒学最初从天地秩序中吸取根本能量和基本类比。简单地说，儒学是由等级分明的尊卑关系构成，进而形成生命的管治原则。“父尊子卑，男尊女卑，君尊民卑。”依此，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履行的社会角色；社会中存在着“个体行为应符合的社会期望，而该期望是按照惯例固定下来的”。孔子本人描述的层次结构是这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实际上意味着，“君尽君的责任，臣尽臣的义务。父尽父的仁慈，子尽子的孝道”。只要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则可保天下太平。[298]儒家学者重视“举止得体”，遵循礼教。礼教是一种道德准则，强调耐心、和平、忍让、尊老、尊师等美德，最重要的是文雅的人道主义，即以人为本，将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儒家还强调人虽然生来并无区别，但并不完美，而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成仁”进而成为他人的楷模。成功的先贤都是视“仁义”高于一切的人。[299]

然而，虽然儒学为中国带来了不容置疑的成功，但儒家的生活态度仍属于一种保守主义的形式。鉴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动荡变化，这一系统的衰败已经无法隐藏太久了。世界各地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不断前进，中国所需要的变革则更为深远，精神和道德的发展道路也更加曲折。古老的耐心和忍让的美德不再能够提供真正的希望，守旧和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再能为社会问题提供答案。除此之外，恰恰是知识分子阶层和学者，这些新儒家信仰的卫道士，他们的道德堕落尤为显著。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现代化自17世纪起就已发端，但截至20世纪初，现代化在实践中已演变成由少数高官掌控的游戏。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所趋，但缺乏实行这些改革的政治资本。在18和19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翻译了超过四百本西方作品，其中包括超过半数的基督教教义和约三分之一的科学著作，但中国的学者仍然保守，容闳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容闳是一名学生，受耶稣会之邀于1847年赴美留学并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经八年西方文化的熏陶之后，他回到中国，却被迫蹉跎了又一个八年，才得到了政府的任用，得以施展其口译和笔译的专长。[300]当然变化也并非没有。过去的儒家学者关注哲学思考，而这一重点自19世纪起已让位于“考据”，即对古代典籍的具体分析。[301]这样的变化有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是学者们发现许多所谓的典籍是伪造的，因此儒家思想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陷入了疑问。同样重要的是，“考据”还扩展到了数学、天文学、财政和行政事务以及考古学等领域。这可能尚不足以被形容为一场科学革命，但的确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然而为时已晚。

摈弃儒学的致命一击来自义和团运动，它兴起于1898年，并在两年后随着中国共和革命的开端而结束。其产生原因再一次被归结于儒家的生活态度。这意味着，虽然中国的学术活动曾有过一些变化，但古典儒学所倡导的等级隔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而其最重要的后果是，许多顽固而强大的满族皇亲国戚因为封闭的宫廷教育而“不谙世事并以此为荣”。[302]这种极端的无知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资助义和拳这一农民秘密社团，而这种社团只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破败最明显和最悲惨的迹象。义和拳发端于山东地区，具有狂热的排外性质，以两种农民传统为特征——武术技巧（即“拳”）和神灵附体（或萨满教）。没有什么比这二者更为恶劣了，而这种致命的组合也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中国被十一个国家（它眼中的弹丸之邦）的联军击败，也因此被迫在四十年间支付3.33亿美元作为赔偿（现值至少200亿美元），并遭受了整个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屈辱。义和团运动被镇压的那一年也因此成为儒学漫漫长路的最低点。海内外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激进、根本和思想的变革必将到来。[303]

这种变革以一套“新政”的颁布而展开（清政府为此投入了巨大财力）。其中最不寻常的（也最具启发作用的）是教育改革。根据这项计划，大量现代学校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设立，教授一套日本风格的新旧混合科目（之所以效仿日本文化是因为该国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而儒家思想认可成王败寇。于是在19、20世纪之交，大量中国学生赴东京留学）。[304]其目的在于将中国的许多老式书院转变为新式学校。传统上，中国有成百上千所书院，每所书院都由数十位本地学者组成。他们思想高深，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调配合，其思想内容也与国家的需求风马牛不相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成为一小部分掌管地方事务的精英，从墓葬到水利无一不涉足，但没有产生整体而系统的影响。教育改革的初衷也是对这些书院进行现代化改革。[305]

然而事与愿违。基于日本和西方科学成果的现代新式科目对中国学生显得过于怪异且困难，尽管儒学无法满足中国需求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大多数学生仍然固守更容易也更熟悉的儒学课程。人们很快发现，摆脱这一古典知识系统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彻底废除，而这正是四年之后的1905年所进行的改革内容。作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教育改革中止了其造就高等精英，即士绅阶层的功能。其结果是，旧的秩序失去了思想基础及其附属的思想凝聚力。人们可能会觉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好。然而，用费正清的话说，取代旧的学者士绅阶层的学生阶层接受的是“一筐混杂的”中西思想。它将学生们引入了技术专长领域，然而他们与现代之间仍然隔着一层道德秩序的藩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再堪用，然而可以取而代之的思想却仍不见踪影。”[306]对于中国，需要把握的思想要点是，这样混杂的思想形态自那时起便是这个国家所一直延续的状态。多年以来，中国可能呈现出许多类似西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但自儒家思想让位之后，其社会中心留下的道德真空，从来没有得到填补。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要想象现代主义带来的全面影响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