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波罗是一个没有封地的没落贵族，因为在1839年参加反俄起义而被没收家产。1862年，他和父母都被流放到俄国北部的沃洛格达，他的母亲因肺结核死在那里，而父亲也在1869年，也就是返回克拉科夫的第二年被同样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小约瑟夫也因此成了孤儿。从此康拉德只能依靠舅舅塔德乌什的接济度日。后者非常慷慨，不仅为康拉德提供了年金，而且在1894年过世时给他留下了约1600英镑的遗产（比今天的10万英镑还多）。与此同时，康拉德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动笔于1889年）被出版社接受，他也开始使用约瑟夫·康拉德作为笔名。他的作家生涯由此发端，开始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水手生涯中听到的故事撰写小说。[193]

当年仅16岁的他登上从马赛开往马提尼克岛的“勃朗峰号”轮船时，他的冒险生涯也正式拉开序幕。毫无疑问，他随后的加勒比海航行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尤其是《诺斯特罗莫》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素材。他还很有可能试图把军火从马赛走私到西班牙，但不幸遭遇失败。再加上在蒙特卡洛参与赌博，他因此债台高筑。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企图自杀。但舅舅塔德乌什帮助他渡过了难关，替他偿还了债务，还帮他编造谎言，说胸口的枪伤是在一场决斗中被人击中造成的。后来康拉德在向他的妻子和朋友们解释枪伤时，这个借口也颇为有用。[194]

从一个水手起步，康拉德在英国商船队十六年的海上生涯从未风平浪静，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作家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康拉德最好的作品，如《黑暗心灵》，通常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在这期间他似乎反复纠结于在当代科学发展背景下他的经历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象征符号。他认为这些科学发展对人类来说大多都是不祥之兆，而非对人性的解放。但康拉德并不反对科学。相反，正如雷德蒙·奥汉隆在题为《约瑟夫·康拉德与查尔斯·达尔文：科学思想对康拉德小说的影响》（1984）的研究中所表明的，康拉德一直与飞速发展的科学思想保持密切接触。[195]康拉德成长在维多利亚时代经典物理学的环境中。经典物理学建立在物质恒久存在这一信念基石之上，虽然也有假想认为太阳正在冷却，而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最终毁灭。在1898年9月29日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康拉德描述了X射线的演示效果。当时他身在格拉斯哥，与放射学家约翰·麦金太尔博士一起，“在晚宴上畅谈留声机、X射线、宇宙的秘密以及上帝的不存在。宇宙的秘密存在于水平波，而水平波多变的振动位于所有意识状态的底部……尼尔·芒罗站在一架伦琴机的前面，我们凝视着他身后屏幕上的脊骨和肋骨……博士说，正因如此，不存在通常概念里的空间、时间、物质和精神……只存在产生这些波的永恒力量，仅此而已”。[196]

康拉德其实并不像他自己所想的那么紧跟科学的发展，因为在前一年，J. J.汤姆孙就证明了这些“波”实际上是粒子。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康拉德对科学有多熟悉，而在于他曾经学到的关于物质本质的铁律现在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他把这一现象转化为许多笔下角色的结构。这些角色看似坚强的性格在遭遇自然的炼狱（通常发生在海上航行中）时都表现出彻头彻尾的动摇或堕落。

在他的舅舅患病后，约瑟夫在返回波兰途中在布鲁塞尔停留，参加比属上刚果贸易公司的招聘面试——这场宿命的面试带给他1890年6月到12月间在比属上刚果的生活经历，也促成了十年后《黑暗心灵》的诞生。这十年里，刚果潜藏在他的脑海中，等待着成文的契机。而1897年“贝宁大屠杀”血淋淋的真相被揭露，以及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非洲探险的报道成了康拉德灵感的催化剂。[197]1897年，斯坦利爵士的《贝宁：血染之城》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向西方文明世界揭示了非洲本土血祭仪式的恐怖故事。1884年柏林会议后，英国宣布将尼日尔河地区列为自己的保护领地。一个英国代表团曾到访贝宁（该国位于尼日利亚以西），却因正值国王杜博尔举行祭祀祖先的献祭仪式而惨遭屠戮。此后英国兴师问罪，派出一支远征军攻下了这座长久以来实行奴隶制的城市。远征军情报官员R.H.培根中校的报道也与《黑暗心灵》中提到的若干事件的细节非常吻合。虽然培根中校颇善辞令，但当他抵达贝宁时，他也承认所看到的惨状难以形容：“没有必要继续描述这里的恐怖了。尸横遍野、惨无人道、血流成河，空气中的恶心气味让人闻了都难以忍受，更别提在这里住下去了。”[198]康拉德没有去定义是什么造就了“可怕啊！可怕啊！”的呼喊——这是《黑暗心灵》中的库尔茨著名的遗言，英雄马洛（Marlow）正是为了拯救他而来——而是提供了线索，比如在接近库尔茨的院子时，马洛认为自己透过望远镜看到杆子上插着一些圆球体。而培根中校则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成堆的头颅和白骨包围着的十字架，以及无处不在的血迹，溅满了青铜图腾和象牙。

然而，康拉德的目的并不是唤起文明社会对野蛮行径的典型反应。培根中校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例证了这一观点：“和平和白人的良好管理意味着幸福、满足和安全，这一点他们（土著人）不可能不懂。”库尔茨在为国际禁止野蛮习俗协会起草的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马洛将这篇“漂亮的报告”形容为“闪耀着雄辩的光芒”。然而，报告结尾处潦草涂画的字迹“在这篇动人的、能激发利他主义思想的文章最后，如同晴空中的一道闪电，他发出一个清楚而可怕的呼吁：‘消灭所有畜生！’”[199]

这种存在于文明人内心深处的野蛮也在白人商人的行为中体现了出来——马洛叫他们“朝圣者”。白人旅行家的故事，就像亨利·莫顿·斯坦利所讲的关于“最黑暗的非洲”的故事一样，总是带着欧洲人对土著人无可置疑的优越感，而这些都入了康拉德的黑暗法眼。《黑暗心灵》颇为讽刺地逆转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并将这一逆转发扬光大。斯坦利的日记中记录着一段尤为典型的插曲。他急需食物，于是告诉一群土著人说：“我必须吃东西，不然我会死掉。他们必须用食物来换红、蓝或绿色的珠子，铜或黄铜线，或是贝壳，否则……我在喉咙上比画着。这就够了，他们马上就懂了。”[200]相比之下，在《黑暗心灵》中，陪同马洛一行人远征的食人族表现出的非凡克制力给马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获得的报酬只有一堆铜丝，没有食物。他们携带的腐烂的河马肉（有着令欧洲人无法忍受的恶心气味）也早已被扔下了船。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拿我们开刀，毕竟人数上他们对我们是三十对五，起码可以大快朵颐一顿”。[201]当然，库尔茨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全欧洲共同造就了库尔茨”），而通过马洛的叙述，康拉德激烈而尖锐的讽刺也清晰地表现了出来。[202]大英帝国的文明使命实际上变成野蛮的掠夺，“争夺战利品的行为之卑劣，令整个人类的道德史蒙羞”，康拉德在别处这样描述。在20世纪末，我们从《黑暗心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显而易见，但当它于1902年首次亮相时，相关的评论却不这么认为。《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康拉德没有攻击殖民、扩张或帝国主义，而是展示了廉价理想的枯萎过程。[203]其部分的魅力当然来自康拉德式的心理学。他笔下众多角色的历程似乎明确地带有弗洛伊德的意味，而人们确实也提出了很多关于他作品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然而康拉德强烈地反对弗洛伊德。当他在科西嘉岛疗养，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时，有人曾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