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业史、经济学以及经济法学，包括中世纪交易法以及东德农村劳工境况等研究，而这些题材也很难畅销。不过他的学者同行对他的日耳曼研究方法颇有兴趣。他的方法与英式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区别，更注重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关注经济生活，而不是将经济和政治作为独立的实体分离开来，因为后者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自限性。[177]

韦伯身材高大但有点驼背，他和布伦塔诺一样，拥有偶像般的外表，但他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178]他不苟言笑，脸上甚至经常愁云密布。他罹患抑郁症的经历，或仅仅是他在患病期间做的反思，似乎造就了他身上发生的改变，并帮助他创造出虽然富有争议但无疑非常强大的思想。韦伯在康复之后从事的研究要比之前的研究题材（诸如东德的农民之类）更为广阔。依据这项研究，他撰写了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

韦伯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论点所引发的争议几乎不亚于弗洛伊德理论引发的争议。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它立即招致了许多同类型的尖锐批评。他自己则将这本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驳斥。如果缺乏对韦伯知识背景的了解，要理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题将会十分困难。[179]他与布伦塔诺和胡塞尔沿袭着同样的传统，即格式塔研究者的传统，坚持从研究人的角度对自然科学进行分化研究：[180]“虽然我们可以依据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生，但人类的行为自有其内在意义，而‘解释’或‘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相似之物的。”[181]对于韦伯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和心理问题比纯粹的经济或物质问题更为重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开篇就显示了具有韦伯特色的思维方式：“粗看一下包含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的职业统计，就会发现一种十分常见的情况，即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多数。天主教的报章和文献以及在德国天主教会议都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多次讨论。”[182]

对韦伯来说，这一观察结果是问题的症结，也是需要解释的关键矛盾所在。在书的前几章中，韦伯明确表示，他所讨论的不单单是钱的问题。对于他来说，资本主义企业和对利润的追求完全是两回事。人们从来都想成为富人，但这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联系，他认为这只是“一种通过（名义上和平的）经济交流实现盈利的倾向”。[183]他指出，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存在非常成功且颇具规模的商业活动，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仅仅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活动才与正式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联系在了一起。[184]

韦伯的观察结果也以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为开端，这个悖论让他非常着迷。他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男性（和少数女性）表现出积累财富的动力，但同时也表现出“极度的禁欲主义”，对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所能换来的世俗快乐完全不感兴趣。其实很多企业家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厉行节约”。[185]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要为了这么少的奖励而努力工作呢？经过患病期间的深思熟虑，韦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来自他所谓的“现世禁欲主义”的清教主义，这是一个他参考了“感召”的概念后扩展出的新概念。[186]这种思想在古代并不存在，而且韦伯认为，它同样不存在于天主教的教义之中。它仅仅起源于宗教改革，而它背后的思想在于，个人道德责任的最高形式以及向上帝履行其义务的最佳方式，是去帮助他此时此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同胞们。换句话说，天主教徒的最高理念是通过出世和冥想来净化自己的灵魂（正如隐修的修士所为），而新教徒则恰恰相反：成就感源自帮助他人的举动。[187]韦伯进一步提出了支持此论点的证据，除非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财富的积累，是通过“适度而勤劳的职业生涯”实现的，否则都会受到道德制裁，尤其是在加尔文主义国家。不能传播福祉的闲置财富，以及没有运作的资本，都被谴责为罪过。对韦伯来说，不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它最初都是由宗教狂热引发的。如果没有那场狂热，那么将资本主义与此前所有制度区别开来的劳动组织形式就无法成为现实。

对于欧洲之外地区（如印度、中国和中东）的宗教和经济实践，韦伯都非常熟悉，而这也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树立了富有知识底蕴的权威。他认为，比如在中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由广泛的具有亲属关系的单位提供的，这自然地限制了行业协会和企业家个人的影响力。[188]在印度，印度教在历史上始终与巨大的财富联系在一起，但其对于来世的信条也让能够产生同类能量的新教没有了容身之处，因而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印度获得适当的发展。相比而言，欧洲的优势还在于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比其他地区提供了更加整合的司法实践，使思想的转化更加缓和，也促进了对契约关系的理解。[189]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议持续发酵，人们开始尝试将其基本思想转移到其他文化（比如儒家思想），而新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在如今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美洲仍然显而易见，这些都说明了韦伯论题的价值所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提到达尔文主义，但它的精神贯穿其中。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新教催生出更早也更为原始的信仰，也造就了更先进的经济系统（其先进之处在于具有较少的罪恶，惠及更多的人）。其他人则在他的理论中嗅到了“原始的阿里乌斯教派”的气味，而韦伯本人也于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达尔文主义的斗争。[190]他的作品后来被社会生物学家当作范例，来说明他们的理论是如何应用于经济学的。[191]

尼采歌颂凭借自己的行动塑造世界的掠夺者。而说到掠夺和它在1900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恐怕无人能与帝国主义者相比。他们在瓜分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斗争中争权夺利，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了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在所有参与这场掠夺的人之中，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因他的独树一帜而得名。他拒绝了所谓的“积极生活”，即使在非洲能够相对容易（也相对安全）地行使“权力意志”，也要从这片“‘富’得流油”的黑暗大陆抽身而出。多年来在经历过不同商船队的水手生活后，康拉德静下心来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笔耕生涯。不过在他的想象中，他回到了那些异乡的土地（非洲、远东、南洋），并为新世纪树立起第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

康拉德最负盛名的著作包括《吉姆爷》（1900）、《黑暗心灵》（以单行本的形式在1902年出版）、《诺斯特罗莫》（1904）和《间谍》（1907）等。他从达尔文、尼采、诺尔道甚至龙勃罗梭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探索20世纪的科学、自由、技术乐观论和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之间的断层线。据说有一次他曾对H. G.威尔斯说：“威尔斯，我们俩从骨子里就是不同的。你不关心人类，却认为他们一定会进步。我爱人类，但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进步！”[192]现在看来，他将《间谍》题献给威尔斯，也是一种康拉德式的幽默。

康拉德原名约瑟夫·西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他于1857年出生在波兰的俄国占领区。当时的波兰经常遭到列强的瓜分，而他的出生地于1793年起就被俄国占领（现在则属于乌克兰）。他的父亲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