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声音。达尔文主义认定所有种族都有共同的起源，因此这本可以用来作为反对奴隶制的依据，正如切斯特· 劳瑞 ·布雷斯（Chester Loring Brace）所主张的一样。[160]但其他人的看法则与之相反。约瑟夫·勒孔特（Joseph le Conte，1823—1901）与拉普热和拉采尔一样，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位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当《南方的种族问题》于1892年问世时，他已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德高望重的主席。然而，他的论调充斥着野蛮的达尔文主义。[161]两个种族一旦开始接触，其中一个就必定要统治另一个种族。他认为，如果较弱的种族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像黑人），那么奴隶制就是恰当的，因为“原始”的心态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如果该种族已经发展到了更加复杂的阶段，像“北美印第安人”，那么“种族灭绝将是不可避免的”。[162]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政治影响，就是随着20世纪到来而兴起的优生学运动（eugenics movement）。上述所有作家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场运动最直接的发起者和真正的始作俑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于1904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优生学的本质在于“劣等”和“高等”是可以被客观地描述和测量的——这就是拉普热描述种族间头骨差异之所以重要的原因。[163]当时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说法，因为欧洲人口正处在下降的时期（部分是缘于移民美国）。这也增加了人们对于“退化”的担忧——人们担心城市化和工业化会使人的生殖意愿或生殖能力下降，并鼓励“不适者”以比“适者”更快的速度繁殖。自杀、犯罪、卖淫和性变态的增长，以及诺尔道看到的那些斜视的眼睛和失聪的耳朵，似乎都支持这种解释。[164]根据一项针对1899至1902年间参与布尔战争的英国士兵的调查显示，这一观点似乎获得了决定性的支持，因为该调查暴露出城市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都低得惊人。

于是，德国种族卫生学会于1905年宣告成立，英国优生学教育学会也在随后的1907年成立。[165]类似机构也于1910和1912年在美国和法国相继成立。[166]关于种族的争论屡次发展到狂热的境地。例如，牛津大学教授F. H.布拉德利建议，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处死，他们的孩子也不能放过。[167]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也于190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州立监狱内“精神错乱的、愚蠢的和低能的”犯人或“被定罪的强奸犯”实行全新的惩罚措施：绝育手术。[168]

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仅仅是彻头彻尾的粗暴和邪恶，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专栏副刊是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的新闻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它是报纸的增补部分，其位置并不显要，其中包含的不是新闻，而是一些闲谈文章（说得好听点就是诙谐文章），或就任何话题发表看法的散文。格林斯坦咖啡馆的常客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便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栏作家。赫茨尔是一名犹太商人的儿子。他出生在布达佩斯，后赴维也纳研读法律专业，并将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在大学就读期间，赫茨尔就开始向《新自由报》投稿讽刺短文，并且很快就自创了一种诙谐的散文风格，这也和他时髦的打扮非常搭调。他结识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和斯特凡·茨威格。他尽力无视周围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认同自由的帝国贵族阶级，否定那些丑陋的群众，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乌合之众”。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像他自己一样尽力融入社会主流，或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在他们遭受歧视之后，通过决斗的方式来恢复他们的荣誉（在当时的维也纳，决斗是很常见的解决分歧的方式）。他认为，经过几次决斗（这也是最佳的达尔文主义策略），犹太人将重获自己的荣誉。但是，他的生活在1891年10月发生了变化。他因出色的新闻报道荣升《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然而，在他抵达法国首都之时，巴黎正盛行着因巴拿马丑闻而泛滥的反犹主义，巴拿马运河管理公司的腐败官员也正接受审判。而接下来的1894年又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即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被误判犯有叛国罪。赫茨尔从一开始就质疑这位军官是否真的有罪，但持类似意见的人寥寥可数。赫茨尔原以为法国代表着欧洲所有的进步和高贵，但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已经发现法国和维也纳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当时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正在成为维也纳市长的道路上平步青云。[169]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赫茨尔发生了转变。1895年5月底，他在巴黎歌剧院观看了歌剧《唐怀瑟》的演出。他通常对于歌剧并不热衷，但那天晚上，正如他后来所说，他被那场表现人民政治不合理之处的演出“电到了”。[170]他回到家，“兴奋得发抖”，开始坐下来制定策略，以使犹太人能够脱离欧洲，建立独立的家园。[171]从此以后他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从他观看歌剧《唐怀瑟》直到1904年去世，赫茨尔组织了不下六次世界犹太人大会。从罗马教宗到土耳其苏丹，他向每个人游说他的伟大理想。[172]那些久经世故、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贵族一开始并不愿意听他的话，但最后他的思想打动了他们。在此之前也曾有过犹太复国运动，但通常它们只是出于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它们相反，赫茨尔拒绝接受历史的理性概念，即支持“以纯粹的心理能量作为原动力”。他说，犹太人必须有自己的麦加，自己的卢尔德。“伟大的事业不需要坚实的基础……其秘诀在于运动。因此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人们将发现一部可操纵的飞行器，因为通过运动我们也能克服万有引力。”[173]赫茨尔并没有将锡安指定在巴勒斯坦，即便在非洲或阿根廷的某地也完全没问题，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将希伯来语定为官方语言。[174]正统派犹太人谴责他为异端（因为他显然不是弥赛亚），但十年之后，经历过六次犹太人大会，在他去世时，他帮助建立的、可以成为任何新兴国家中坚力量的股份制公司——犹太殖民信托基金，已经拥有135000名股东，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所有企业。来自欧洲各地的10000名犹太人出席了他的葬礼。犹太人的家园梦想尚未实现，但这个梦想已不再是离经叛道之举。[175]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因为和赫茨尔具有同样的经历而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类似马克斯·诺尔道和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他也为现代社会中“堕落”的性质感到不安。与这两位不同的是，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不都是坏的。他对于现代生活可能诱发的“异化”现象并不陌生，他认为要让人们能够承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群体认同是其中的核心因素，但其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由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间，韦伯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学术成果（他任教于弗赖堡大学），而直到1904年他的病情才显示出好转的迹象。一旦开始好转，其康复速度之快也堪称罕见。他于同年出版的著作与自己之前所有的作品大相径庭，正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声誉。[176]

在韦伯患病之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生涩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