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有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于1820年出生在德比郡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下游中产阶级家庭，终其一生都对国家政权怀有仇恨。早年他曾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工作人员，该期刊对自由放任经济抱有近乎狂热的支持立场。实证主义科学家也对他影响颇深，尤其是查尔斯·赖尔爵士，赖尔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地质学原理》一书，对距今百万年之久的各种化石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因此当达尔文的理论横空出世，并似乎能够打通早期生命形式与后期生命形式的连贯性时，斯宾塞也就对它全盘接受了。实际上，正是斯宾塞而非达尔文，创造了著名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格言，而斯宾塞也很敏锐地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可以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见是不容妥协的。例如，对于穷人，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援助。他说，穷人是不适应社会的，他们应该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145]他在开山之作《社会学研究》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该著作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来源于生物学的基础则似乎让社会学与科学更加沾亲带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斯宾塞是受众最广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力。

无独有偶，德国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斯宾塞式人物：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作为耶拿大学的一名动物学家，海克尔就像接纳自己的第二天性一样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将“奋斗”称为“时代的口号”。[146]不过，海克尔是获得性性状的遗传原理的热情拥护者，而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他支持强大的国家政权。正是他的这一观念，加上他好战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主张，致使人们将他视为纳粹的支持者。[147]相比之下，法国则对达尔文主义相对慢热。但当达尔文主义在法国传播开来时，积极的倡导者也随之应运而生。克莱芒丝·奥古斯特·罗耶（Clemence August Royer）在其著作《人类与社会起源》中就采取了强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将“雅利安人”视为优于其他种族的群体，而为了发展的利益，与低等种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48]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于1902年发表了《互助论》，在其中他采取了不同的路线，认为虽然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合作也同样如此。这在动物王国也非常普遍，并构成了一部天然的律法。与凡勃伦一样，他提出了不同于斯宾塞的另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暴力是错误的，将遭受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总是很自然地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而这样做的并不仅局限于俄国知识分子。[149]无论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没有发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任何冲突。在马克思的墓旁，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50]但是，其他人看到了其中的冲突。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永恒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则期待新的和谐时代的到来。

如果有人要为19、20世纪之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点列一张清单的话，他必须承认，那些热情的斯宾塞哲学的信奉者（其中包括达尔文家族的若干成员，但从不包括达尔文本人）更得其要领。这有助于解释在当时广为流传并公开宣扬的种族主义观点。例如，根据法国贵族诗人阿瑟·德·戈比诺的理论，种族杂交会导致“种族退化”，进而导致文明的崩溃。而另一个法国人乔治·瓦谢·德·拉普热（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1854—1936）则将这种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拉普热在对古代人类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种族是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物种，种族差异是“先天的、不可磨灭的”，任何认为不同种族能够整合为一体的想法都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151]拉普热将欧洲人口分为三大种族群体：欧洲人身材高大，皮肤苍白，头颅较长（长头）；阿尔卑斯人身材较矮小，皮肤颜色较深，头颅较短（短头）；以及地中海人，虽有较长的头颅但身材还要矮于阿尔卑斯人，肤色也更深。这种将种族差异标准化的尝试将一次又一次地在20世纪出现。[152]拉普热视民主为灾难，并认为短头人种将接管世界。他认为由于移居美国的原因，长头人在欧洲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他还主张免费供应酒类，寄望于劣等的种族可以因此纵欲无度并自相残杀。这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这么想的。[153]

在众多德语国家里，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公众关注的斗争中试图压过对方。身兼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所有的生物体都为生存空间展开竞争，竞争的优胜者将失败者扫地出门。这场斗争延伸到人类社会，成功的种族必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避免种族的衰退。[154]而对于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来说，种族斗争“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155]他与身为英国海军上将的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来到德国并娶了瓦格纳的女儿。张伯伦将西方的历史描绘成“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者雅利安人，与唯利是图、物质至上的犹太人（虽然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史”。[156]张伯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硕果仅存的后裔，但他们也已经随着与其他种族的杂交而衰弱了。

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出生在布达佩斯，是一名犹太教拉比的儿子。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两卷本的《堕落》。尽管长达六百页，它仍成了国际畅销书。诺尔道深信“一种严重的精神疫情、类似黑死病的堕落和歇斯底里”正在影响欧洲，削弱欧洲人的生命力，并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斜视、失聪、生长缓慢……悲观、冷漠、冲动、情绪化、神秘主义以及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157]他所观察过的每个地方都在衰退。[158]他说，印象派画家的产生就是生理退化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眼球震颤才导致他们只能通过模糊而朦胧的方式进行绘画。从夏尔·波德莱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尼采的著作中，诺尔道发现了“唯我独尊的自大狂”，而左拉则“痴迷于藏污纳垢”。诺尔道认为堕落是由工业化社会导致的——从字面上讲就是铁路、轮船、电话和工厂等所带来的损耗对人类领袖也产生了影响。弗洛伊德在拜访诺尔道时发现他“自负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完全缺乏幽默感。[159]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奥地利的发展胜过其他欧洲各国，而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和卡尔·卢埃格尔这两个政治领袖，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酒调制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鸡尾酒，并依此发起了强调两大目标的政纲。第一是要将权力交给农民（因为他们还没有接触腐败的城市，不曾“受到污染”）；第二则是恶毒的反犹主义，犹太人在其中被定义为堕落的化身。而当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07年首次抵达维也纳就读艺术学院时，迎接他的正是这思想的瘴疠之气。

从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的南部也没有传来什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