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有三位重要的人物与世长辞。约翰·罗斯金于1月20日死时已精神失常，享年81岁。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他对19世纪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现代画家》中，他还影响了人们对J. M. W.透纳作品的鉴赏。[132]罗斯金憎恨工业主义及其对美学产生的影响，推崇拉斐尔前派画家，他偏爱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奥斯卡·王尔德于11月30日去世，享年44岁。随着20世纪的流逝，王尔德的艺术和才智，他反对将古怪行为标准化的运动和试图“用充满同情的道德来替代严苛的道德”的努力已使他显得更加现代，也让人们对他倍加思念。但在这一年去世的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也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无疑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于8月25日去世，享年56岁，同样死时已精神失常。
毫无疑问，尼采的身影笼罩着整个20世纪的思想。尼采继承了阿图尔·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赋予它现代的、后达尔文主义的转向。他的思想依次影响了许多后世人物，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T. S.艾略特、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甚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米歇尔·福柯。然而在他去世时，尼采已几乎是个植物人，而之前的十多年里也一直如此。1889年1月3日，他离开自己在都灵的公寓时，看见一名马车夫正在卡洛·阿尔贝托广场上鞭打一匹马。尼采急于阻止马儿所受的虐待，却突然晕倒在街上。他被围观者带回住处，并开始陷入间歇性的狂乱。他大声呼喊，猛烈敲打钢琴的琴键，而前一秒钟他可能还在安静地演奏瓦格纳的乐曲。登门为他诊疗的医生将其诊断为“心理退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诊断。[133]
尼采当时正遭受三期梅毒的折磨。起初他被幻觉疯狂地迷惑着。他坚持说自己是皇帝，并相信监禁他的人是俾斯麦。这些妄想交替肆虐，难以控制。然而渐渐地，他的病情稳定了下来，而他也被解除禁足，先由他的母亲，后来由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负责照看。她对哥哥的哲学理念很感兴趣。作为瓦格纳知识分子圈的一员，她嫁给了另一位瓦格纳的追随者伯纳德·弗斯特。后者在1887年曾设想过一个离奇的计划，试图在巴拉圭建立一个雅利安日耳曼人的殖民地，其目的是要在新大陆重建“血统纯正的日耳曼先驱者”的领地。但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之后伊丽莎白回到德国（伯纳德则自杀身亡）。但她并没有被悲惨的经历所击倒，转而开始积极推动她哥哥的理念。她迫使母亲签署文件，将尼采事务唯一的法定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里，并建立了尼采档案馆。她还撰写了一部两卷本的歌颂尼采的传记，并重新布置了他的家，将那里变成了供奉尼采作品的圣殿。[134]她的做法大大简化了她哥哥的思想，令其变得粗糙，省略了所有政治敏感性太强或争议太大的内容。但实际上剩下的部分仍然非常有争议。尼采的主要思想（虽然他从未系统地予以阐述）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两大集团之间形而上学的斗争。其一是表达“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领导集团，他们是文明的基石（创造价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另一集团则是缺乏“权力意志”的被领导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罗大众。[135]他说，“那些贫穷弱小的可怜虫会使文化枯竭”，而“富有强大的人能够使文化繁荣昌盛”。[136]所有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文明的掠夺者。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充满对权力的渴望。他们奋力扑向那些更为弱小、文明而和平的种族……掠食那些灿烂的古老文化，即使它们最后的活力仍然在精神与腐朽的绚丽烟火中发出耀眼的光芒”。[137]他将这些文明的捕猎者称为“雅利安人”（Aryans），他们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而且这些“高贵的阶级总是野蛮的阶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能量。他说，相较于“他们掠夺的那些疲惫的经纶世务者而言”，他们是“更完整的人类”。[138]他认为，这些充满活力的贵族能为自己和他们周围的社会“自发地创造价值”。这些强大的“贵族阶层”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是非观、荣辱观，定义了真理与谬误、美与丑，而尼采认为，征服者将他们的思想强加于被征服者，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另一方面，道德则“是下层阶级发明的玩意”。[139]它从怨恨中生根发芽，滋养着畜群一样的低等阶级。对尼采来说，“道德否定生命”。[140]他认为，传统而成熟的文明（即“西方人”）势必导致人类的灭绝。这正是他关于“末人”（the last man）的著名描述。[141]
尼采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他已然罹患早期梅毒的时期撰写的，这一事实似乎使其思想的正确性与接受度打了折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哲学（无论疯狂与否）一直极富影响力，至少对许多人来说，它与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进化论非常契合。尼采提出的超人（Ubermensch）概念，凌驾于下层社会之上对其生杀予夺。但不管这对某些个体的影响如何恶劣，它听上去与进化、丛林法则以及为了人类整体利益而以“适者生存”为准则的自然选择是非常相似的。但领导能力、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这些本身并不是进化论对“适者”的定义。“适者”应当是那些繁殖能力最强、后代最多的种群。尼采的思想本质上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则常常犯这样的认知错误。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他的思想很快由生物学扩展到人类社会的运作。达尔文主义首先在美国大行其道。（1869年，达尔文被授予美国哲学学会名誉会员称号，这比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还要早十年。[142]）美国的社会学家，包括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Dewey），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菲斯克（William Fiske）等人，都在达尔文“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背景下辩论和探讨政治、战争以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问题。萨姆纳认为，达尔文看待人类的新视角事实上已经为世界提供了终极解释与理性。它解释了深受商人欢迎的、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经济存在的原因。其他人则认为，进化论解释了主流的权力体系，作为“适者”的白人“自然地”凌驾于“退化的”其他有色人种之上。另一种稍有不同的意见则认为，进化论暗示着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需要经历漫长的地质年代，这也给同萨姆纳持类似观点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自然隐喻：即快速的、革命性的变化是“非自然的”。自然法则只是逐渐地带来变化，正是这种渐进性才造就了世界本来的模样。[143]
凡勃伦于1899年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他和菲斯克一道，对萨姆纳认为富人阶级等同于生物学上的适者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凡勃伦实际上将这一推论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商业世界中“被挑选出来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几乎和野蛮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更加原始的社会形态的“返祖者”。[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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