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驿站

1900年的英国是地球上最具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占有殖民地，南美的阿根廷也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它。它的殖民统治延及非洲和中东，即使是遥远的澳大拉西亚地区也概莫能外。世界的大部分其他地区都被欧洲列强——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甚至丹麦瓜分。美国已经在1899年攫取了巴拿马运河，没落的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也刚刚落入它的手心。但是，尽管美国对于扩张其影响力的胃口不断增长，思想领域（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权杖却属于德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德语国家。这个简单的事实很重要，因为德国的知识传统与它后来的政治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国之所以在思想领域一枝独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的大学。这些大学为19世纪的化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代表着《圣经》学和正统考古学的最前沿，更不用说“哲学博士”（Ph. D.）头衔的最初概念也诞生于德国。另一个原因则是人口：1900年，德语国家拥有33座人口过10万的城市，而城市生活对于思想的碰撞交流与融会贯通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在所有德语城市中，维也纳堪称翘楚。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最能够代表20世纪之初西欧的思想水平，那这个地方非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莫属。

与其他帝国（如英国或比利时）不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大部分领土位于欧洲境内：包括如今匈牙利的部分地区、波希米亚地区、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以及现属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海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内向型国家。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们是骄傲的民族，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他们的认知也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这种民族主义给他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一种特别的风韵，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也自我限制。维也纳的建筑也对塑造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发挥了作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维也纳环城大道完工。这条大道途经一系列文化建筑，如大学、歌剧院和国会大厦等。它横亘在市中心的老城区与外围的郊区之间，从而将城市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收缩在市中心这一相对狭小而便利的区域内。[72]在这座小小的城中城里，出现了维也纳独有的咖啡馆文化，正是它以非正式的方式标识出维也纳与伦敦、巴黎或柏林等其他大城市的区别。咖啡馆的大理石桌面承载着新思维的交流与碰撞，其平台作用不亚于当时的任何报纸、学术期刊和书籍。这些咖啡馆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1683年土耳其军队对维也纳的围城战，人们在土耳其人废弃的军营中发现了大量咖啡库存并开始学习享用。且不论这一传说的真假，1900年的维也纳咖啡馆已经演变成宽敞且配套齐全的非正式俱乐部。只需买上一小杯咖啡，你便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并且每半小时还能享用一杯用银盘呈上来的水。[73]报纸、杂志、台球桌和国际象棋任君免费使用，笔墨和纸张也是如此。老主顾还可以让邮差直接将邮件送到他们钟爱的咖啡馆，有人甚至把晚礼服存放在那里，以省去回家更衣的麻烦。其中一些咖啡馆，如格林斯坦咖啡馆，甚至提供大百科全书和其他参考书籍，供在此工作的作家随时取阅。[74]

格林斯坦等一众咖啡馆的餐桌上争论最多的话题是社会哲学家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所谓的两种“世界观”之争。[75]他对这两种世界观的定义是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但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重复了一对由来已久的对立关系，它源于19世纪初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街坊邻里鸡犬相闻的亲密感也因此逐渐变成了都市中“原子式”的孤立个人，虽然疯狂地往来奔忙却无法相互温暖，而这一对立关系也曾引起弗洛伊德的关注。普里布拉姆认为个人主义者笃信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经验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而另一方面，普遍主义“先假设永恒存在于精神之外的真理，且这些真理的正确性无法检验……个人主义者发现真理，而普遍主义者体验真理”。[76]对于普里布拉姆来说，维也纳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真正崇尚个人主义的城市，但即使在这里，由于天主教会依然大权在握，普遍主义也从未消失过。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说，维也纳是一个中途驿站，这里有着许多发展中的思想道路，精神分析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弗洛伊德自认为是科学家，却没有为验证他的观点（如无意识的存在等）提供真正的方法论途径，从而正中怀疑论者的下怀。但弗洛伊德和他的无意识理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的教条核心（即社会弊病甚至折磨人体的疾病都无药可救）漠视进步主义，它与经验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科学方法截然相反。在当时的维也纳非常流行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美学也是此观点的一丘之貉。匈牙利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将印象主义的精髓定义为一种“表现城市生活的瞬息万变、紧张节奏以及突然、热烈却总是昙花一现的印象”的城市艺术。[77]这种对幻灭和短暂体验的关切与治疗虚无主义的观点相符，认为世界无法改变，只能顺其自然，袖手旁观。

但有两位年轻人却力图以不同的方式打破这一局面，他们是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他们来自一个由放荡不羁的文艺青年组成的团体，被称为“青年维也纳”，常常聚集在格林斯坦咖啡馆。[78]这个团体的成员还包括杰出的记者、散文家及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以及团体领袖、报纸编辑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他主编的《时代报》是当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论坛。而另一份杂志《火炬》也不遑多让。该杂志由这个团体的另一位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主编。相较于传媒方面的成就，他的剧作《人类最后的日子》更为人所知。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的职业生涯与弗洛伊德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他也是一名神经科医师并从事神经衰弱症的研究。[79]弗洛伊德师从西奥多·梅涅特，而施尼茨勒则是梅涅特的助手。施尼茨勒的研究兴趣与弗洛伊德所谓的“被低估和备受指责的性欲”非常类似，以至于弗洛伊德将施尼茨勒称为自己的二重身并刻意回避。后来施尼茨勒弃医从文，其文学作品反映了许多精神分析的概念。他的早期作品探索了咖啡馆常客内心的空虚，但真正使他声名远播的还是《古斯特少尉》和《通向野外的道路》这两部作品。[80]《古斯特少尉》是一部持续的内心独白，故事以一个小插曲开篇：一个“粗俗的平民”公然在歌剧院拥挤的衣帽间里触碰了古斯特少尉的佩剑。这个小动作让少尉陷入了困惑的泥沼并不自觉地开始了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独白。在《古斯特少尉》中，施尼茨勒仍然主要立足于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口吻，但在他提到少尉自以为遗忘的童年时，叙述中却暗含了精神分析的理念。[81]而《通向野外的道路》则更多地探索了个体本能的、非理性的侧面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本书的戏剧冲突来自对几位犹太角色受阻或受挫的职业生涯的审视。施尼茨勒控诉反犹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新的狭隘文化的象征，反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