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驿站

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但他的教育背景更加国际化，曾在柏林、莱比锡和维也纳等地求学。[98]他起初爱好数学和逻辑学，但逐渐发现自己被心理学所吸引。在当时，心理学通常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心理学得以快速成长为独立的学科。胡塞尔最关心的问题是意识和逻辑之间的联系。简单地说，他所追求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逻辑究竟是大千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还是需要在一些基本原理上依附于心灵而存在？现象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在这里，数学进入了舞台中央，因为数字及数字运算（加法、减法等）是逻辑运算最明显的例子。那么数字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只是一种思维活动？布伦塔诺曾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思维“意味着”数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思维就影响了数字的逻辑和客观状态。思维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思维有没有“意味着”思维本身呢？如果思维创造了自身，那么这会对思维自身的逻辑和客观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99]

胡塞尔就此撰写的巨著《逻辑研究》于1900 年（第一卷）和1901 年（第二卷）出版，忙于作品创作的他也因此缺席了1900 年巴黎博览会的世界数学大会。胡塞尔的观点是，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世界。而他对上述理论之争的贡献，以及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便是“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的概念。在其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意向对象/意向作用 （noema/noesis ）二分法。[100] 他认为意向对象本身是一个永恒的自在命题，而且是正确而完全的终结。比如，不管人们是否想到上帝，都可以说上帝是存在的。相反，意向作用则是更加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概念——这在本质上与布伦塔诺在解释思维“意味着”某物体时的意思是一样的。胡塞尔认为意向对象和意向作用都存在于意识中，而他的突破在于提出意向作用也是一种意向对象，即意向作用存在于自身，也因自身而存在。[101]很多人觉得这种二分法非常费解，胡塞尔发明的那些更复杂的新词也无法帮助人们理解他的理念（他去世时有超过四万页的手稿存放在鲁汶大学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从未公之于世也从未有人研究过的）。[102]胡塞尔认为自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布伦塔诺过渡思想的传统下，胡塞尔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一门独立于所有心理和事实科学的理论科学”。[103]在英语世界中很少有人会同意，或者能够理解，怎么可能有一门独立于事实科学的理论科学。但是胡塞尔在今天已被尊为20世纪西方哲学大陆学派的鼻祖，该学派的成员包括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与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创立的“分析学派”分庭抗礼，后者在北美和英国影响较大。[104]

布伦塔诺的另一位著名继承者是格式塔（Gestalt）哲学和心理学之父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埃伦费尔斯家境富裕，曾在奥地利继承了一座豪宅，但为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知识和文学活动中，他不惜将房产过继给他的弟弟。[105]1897年他接受了布拉格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在这里，从恩斯特·马赫的观察（即圆环的大小和颜色可以“在不减损其圆度的情况下”发生改变）开始，埃伦费尔斯改良了布伦塔诺的观点，认为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格式塔质的倾向”，也就是说，自然界中存在着一定的“整体”，供思想和神经系统预先体验。（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这样一种视错觉：一张图片的白色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烛台，其黑色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两个相对而坐的女性轮廓。）格式塔理论在德国的心理学界风靡一时，虽然它本身是行不通的，但它确实为“铭印”理论埋下了伏笔。该理论认为婴儿在其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会准备好感知某些特定的形式。[106]这一思想在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受到德国和荷兰的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广泛普及。

所有这些维也纳的例子（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布伦塔诺、胡塞尔和埃伦费尔斯）都专注于科学的最新发现，不论这些发现是无意识、基本粒子（以及基本粒子之间令人不安的虚空）、格式塔、熵或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哲学家的观念显得非常过时和不合逻辑，那么还需要补充的是，这些理念只占当时维也纳思想领域全貌的一半。在当时的维也纳，还流传着很多非常合理但事实上非常直白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今天看来也非常古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奥托·魏宁格 （Otto Weininger，1880—1903）臭名昭著的理论。[107]魏宁格的父亲是一个持反犹主义观念的犹太金匠，而他自己则混成了一个任性霸道的咖啡馆花花公子。[108]他甚至比霍夫曼斯塔尔更早熟，在大学期间就自学了八种语言并公开发表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在他的编辑将文章标题改为《性与性格》之后，论文于1903年出版并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本饱含狂热的反犹主义和放肆的女性歧视论的书。曾有人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用男性和女性的“原生质”来解释，而魏宁格则将这一理论变本加厉，认为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性欲。如果说胡塞尔为自己的想法创造了若干新词，那么魏宁格就创造了一整本字典。比如“种质”，他定义为性别未分化的组织；男性组织称为雄质，而女性组织则为雌质。运用复杂的算法，魏宁格认为不同比例的雄质和雌质可以组成不同种类的事物，如天才、卖淫和记忆，等等。魏宁格还认为，所有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都要归功于男性主义，比如所有的艺术、文学和法律制度。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则具有太多的消极因素。他断言，犹太种族身上汇集了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雅利安种族是男性主义和强大组织原则的化身，而犹太种族则体现了“女性混沌主义的虚无”。[109]尽管他的书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其声望没有平复魏宁格躁动不安的灵魂。那年晚些时候，他在维也纳，在贝多芬去世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并开枪自杀，时年23岁。

还有一位在学术上更有造诣，对性的研究同样入迷的科学家，他是天主教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他的成名源自出版于1886年的拉丁文著作，题为《性精神病态：法医临床研究》。这本书一上市便大受欢迎，此后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其中大多数临床法医的历史案例都来自法庭记录，并试图将性精神病理学与婚后的生活、艺术的主题，或有组织的宗教结构联系起来。[110]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克拉夫特—埃宾为性设定了严格的底线，认为性的唯一功能是在婚姻制度内繁衍后代。而他的文字也相应反对了许多他眼中的“性变态”。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越轨之举”，也是使他的研究背负恶名的原因，是他所创造的“受虐倾向”（masochism）一词。这个词来自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的长篇和中篇小说，这位作家是格拉茨一位督察的儿子。在他最直率的作品《穿裘皮的维纳斯》中，萨克—马索克描述了自己与男爵夫人范妮·皮斯托在维也纳巴登的一段风流韵事，在此过程中他“签署了一份为期六个月的合同，其间甘愿做她的性奴”。萨克—马索克后来离开了奥地利（也离开了他的妻子），前往巴黎探索类似的关系。[111]

《性精神病态》清楚地预示了精神分析的某些方面。克拉夫特—埃宾承认，性就像宗教一样，能够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