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思想驿站

产生于衰败的唯美主义和大众社会的到来。它与“已沦为操纵大众意志的戏剧”的议会一道，彻底钳制了人的本能，并在小说中压倒了由众多犹太角色代表的“有目的、道德而科学的”文化。施尼茨勒的目的是突出“犹太问题”无法解决的难点以及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两难选择。[82]然而，不论艺术或科学都令他失望，“因为唯美主义前途渺茫，而科学则不能为自我提供任何意义”。[83]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比施尼茨勒更进一步。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从小就鼓励甚至期望他成为一个唯美主义者。老霍夫曼斯塔尔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格林斯坦咖啡馆，而巴尔领导下的社团也成为培养这个早熟的青年才俊的温床。霍夫曼斯塔尔写作生涯的早期作品被誉为“德国诗歌史上最优美的成就”，但他从未对这样的审美态度感到满意。[84]他创作于1900年之前的两部最著名的诗歌《提香之死》和《傻子与死神》都质疑了艺术作为社会价值之基础的资格。[85]对霍夫曼斯塔尔而言，问题在于虽然艺术可以给美的创造者带来自我实现，却未必能给不具有创造才能的社会大众带来同样的感受。他说：

如果圣化不从外部降临，

我们的当下将空洞而凄凉。[86]

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在诗作《古花瓶上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确。该诗讲述了一个古希腊花瓶画家之女的故事。她有一个当铁匠的丈夫，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她心中感到不满。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成就感。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父亲在花瓶上绘出的神话图案。那些图画表现出众神的英雄壮举，而那样壮丽的人生才是她的心之所向。最终随着一位半人马的出现，霍夫曼斯塔尔让她梦想成真。她为自身命运的转机而欢欣鼓舞，立刻想要抛弃她过去的生活，与半人马一起远走高飞。但可惜的是，她的丈夫不这么想。如果他不能拥有她，那么别人也休想。于是他用长矛杀死了她。[87]总之，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很残酷，但霍夫曼斯塔尔的观点毫不含糊：美本身是矛盾的，可以变得危险甚至可怕。本能的生活往往顺其自然，但自有其吸引力。无论它的表达对自我实现有多么至关重要，本能的生活仍然是危险的定时炸弹。换言之，美学从来都不是独立而被动的：它意味着判断和行动。

霍夫曼斯塔尔也指出了科学观念对维也纳老旧的审美文化的侵蚀。“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他在1905年写道，“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只能在松动中栖身。”他进一步说：“其他年代的人所笃信的稳定其实都在松动。”[88]对于麦克斯韦和普朗克的发现给经典的牛顿世界带来的松动，能有什么更好的描述吗？“一切都分为许多部分，”霍夫曼斯塔尔写道，“每个部分进一步分为许多部分，再也没有什么概念能归纳这一切了。”[89]和施尼茨勒一样，霍夫曼斯塔尔为奥匈帝国的政治发展，尤其对反犹主义的滋长感到不安。对他来说，这种非理性思想的蔓延部分是因为科学导致了人们对现实理解的改变。新思想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促进了大规模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至少可以这样说，虽然他的个人反应颇具特色，但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于是在风华正茂的26岁，他放弃了诗歌创作，转向了他认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的戏剧。施尼茨勒指出，政治已经成为一出操纵大众意志的戏剧，而霍夫曼斯塔尔认为，真正的戏剧对于抵消政治的恶果非常必要。[90]他的戏剧作品，从《福图纳图斯和他的儿子们》和《坎道勒斯王》，到他为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歌剧剧本，都将政治领导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并提出了君主制国王应当保留的美学观点。这些观点可以提供秩序的依据，而践行这样的观点则有助于控制非理性的思想。不过，霍夫曼斯塔尔说，也必须为非理性提供一个出口，而他的解决方案是“整体的仪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不会有人感到被排斥。他的剧作就是对创建这种仪式的尝试。这些作品将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相结合，形成了预示着弗洛伊德后期理论的心理剧。[91]于是，施尼茨勒止步于做维也纳社会的观察者，只是优雅地诊断出其不足之处，而霍夫曼斯塔尔则拒绝接受这种治疗的虚无主义，并为自己赋予了更为直接的作用，试图改变社会。正如他发人深省的论述所言，艺术已成为“国家的精神空间”。[92]霍夫曼斯塔尔总是希望自己关于国王的作品能帮助维也纳推举出一位杰出的领袖，从而能够为民众指引道德的方向，指明前进的道路。“将所有零碎的表象归于一统，将杂乱的事件融合为‘一个崭新的德国式现实’。”他的愿望不可思议地与最终的现实非常相近。他希望的领导者是一个“带有篡位者烙印的天才”，“真正的日耳曼人和纯粹的人”，一个“先知”、“诗人”、“导师”、“魅惑者”和“色情的梦想家”。[93]霍夫曼斯塔尔的王权美学与弗洛伊德关于男性统治的主张不谋而合，也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人类学发现以及尼采和达尔文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霍夫曼斯塔尔非常热衷于协调艺术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有助于对抗科学的破坏性影响。

在当时，没有人可以预见霍夫曼斯塔尔的美学观点将为20世纪一轮更大规模的非理性思潮在德国的泛滥铺平道路。但面对由科学发现引起的变化，霍夫曼斯塔尔以王权美学和“整体的仪式”作为回应，而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回应则是他的新哲学。布伦塔诺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的演讲堪称传奇，以至于学生们（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托马斯·马萨里克）将过道和教室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有着一副雕塑般外表（他看上去像一位教堂的主教）的布伦塔诺是一位狂热但心不在焉的棋手（他很少下赢，因为他喜欢试验各种走法并观察它们的结果），也是诗人、手艺精湛的厨师和木匠。他经常在多瑙河里游泳，还出版过一本关于谜语的畅销书。他的朋友包括西奥多·梅涅特、西奥多·贡珀茨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后者曾是他的医生。[94]他注定要担任神职，却于1873年离开了教会，并随后娶了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富婆（这也使得有传言讥讽他是傍大款界的偶像）。[95]

布伦塔诺的主要兴趣是尽可能以科学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科学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科学，采用历史分析的形式。对于布伦塔诺来说，哲学是周期性循环的。据他介绍，截至当时，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个周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各分为四个阶段：求知、实践、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如下表所示。[96]

这种分析方法使布伦塔诺成了思想史上典型的过渡人物。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演讲，他的科学使他断定，确实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创造性的和持续的原则”，他将这一原则称为“理解力”。[97]同时，他关于哲学周期性循环的观点也使他怀疑科学的进步主义。从今天看来，布伦塔诺的主要贡献是他试图将更严谨的思想内容加入对上帝的考量中。尽管他力图将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尝试备受推崇，但是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也认为，从一开始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布伦塔诺的理论也的确激发了另外两个哲学分支，而这两个哲学分支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也颇具影响。它们就是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的格式塔理论。

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与弗洛伊德同年出生，并与弗洛伊德和孟德尔同样出生于摩拉维亚。胡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