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1 打破宁静


公元1900年的到来本不必是举足轻重的事件。说到底，世纪的概念只是人为约定的思想。虽然人们在看待时间时往往采用十、百、千为度量衡，但在自然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都只是惊鸿一瞥而已。自然总是吝啬而零散地展示着她无穷无尽的秘密，而从人类的所知来看，这样的展示更多地带有随机性。事实上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公元1900年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按基督教纪年方式（公元纪年）产生的年份，因此严格说来，它和非洲、美洲、亚洲或中东的人民并不相关。然而事实上，这个被西方世界命名为1900的年份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绝非平凡的一年。就本书的主题，即思想的发展而言，在这一年里，在迥异的领域诞生了四大革命性突破，其中每一项都提供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全新视角，借此改变人类对世界和自身地位的看法。这些新思想非常重要，它们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

1900年1月6日星期六，在20世纪诞生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篇书评出现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它将完全颠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评中介绍的这本书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经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出版了，但这篇书评诞生于1900年，而正是它让大众第一次听说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梦的解析》，其作者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小镇弗莱贝格的44岁犹太医生，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3]弗洛伊德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表面上是个传统的人。他笃信规则，严格守时，平时所穿的西服也都是由夫人亲手挑选的英国面料裁剪而成。他年轻时自信满满，曾经打趣说：“我的裁缝给我打造的衣着面貌和我的教授给我打造的精神面貌同样重要。”[14]虽然弗洛伊德喜欢户外且爱好登山，但他也是个抽起雪茄就没完的大烟枪。[15]他的弟子兼朋友汉斯·萨克斯，经常与他一起从事他最喜欢的休闲项目——采蘑菇。汉斯这样回忆弗洛伊德：“他有着深陷的眼窝和锐利的眼神，以及在鬓角处尤为高耸的饱满天庭。”[16]但弗洛伊德最让朋友和评论家关注的却并非他的眼睛，而是从他双眼中流露的智慧光芒。如他的传记作家乔瓦尼·科斯蒂根所说：“他的目光中存在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些理性的苦楚，少许的怀疑，还有愤慨的成分。”[17]

弗洛伊德这复杂眼神的由来有着充分的缘由。虽然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他可能是个传统的人，《梦的解析》却是一部备受争议的著作。而且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维也纳人看来，这也是一部石破天惊之作。对外部世界而言，1900年的维也纳，这座奥匈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典雅而古旧的大都市。维也纳大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云天，俯瞰着整个城市巴洛克式的屋顶和装饰华丽的教堂。帝国的宫廷里充斥着浮夸而阴郁的迂腐气息，皇帝本人也仍按照西班牙的传统方式用膳，所有的银器都要摆在餐盘的右侧。[18]这种宫廷的浮华气息也是弗洛伊德厌恶维也纳的一大原因。1898年，他写道：“住在这里真是一种煎熬，没有任何克服困难的希望能在这种氛围里残存下去。”[19]他尤其厌恶奥地利的“八十世家”，那些“世代相传的傲慢，呆板的礼数规矩和出自其门下成群结队的官员”。这些维也纳贵族世家之间经过历代通婚，实际上已经融合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相互之间以“你”（不使用敬语“您”）相称，甚至直接谑以绰号和昵称，整日都在各自的派对和沙龙之中浑天度日。[20]弗洛伊德厌恶的还不止这些。他还将“可恶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尖顶”看作是教权主义压迫势力的象征。他本人也并非音乐爱好者，因此对“轻佻”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怀有鄙弃之意。基于所有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如此厌恶这座他居住的城市。但憎恨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对维也纳的所有感情，也有证据表明他对这座城市也存有好感。1918年11月11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逐渐归于平静，他在备忘录里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奥匈帝国虽然不存在了，我却不想搬到别处去。对我来说，移民是绝不可能的。我将和这帝国的碎片一起生活下去，假想它并未破碎一样。”[21]

但是，当时维也纳日益滋长的反犹主义是弗洛伊德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他对维也纳生活怀有如此矛盾心态的一大原因。这种反犹情绪随着维也纳犹太人口的增长而逐渐高涨。1873到1900年间，城中犹太人的数量从7万人增加到14.7万人，而伴随左右的反犹主义已成泛滥之势，据说有的患者甚至会把犹太医生称为“犹太猪猡”。[22]反犹分子卡尔·卢埃格尔也当上了市长，而他曾经提议把所有犹太人统统塞进船舱然后沉入海底。[23]弗洛伊德总是对哪怕一丁点儿反犹情绪都极度敏感，他至死都拒绝接受任何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文或意第绪文的版税。他曾经告诉卡尔·荣格，他自认为是约书亚，“注定要探索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24]

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塑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不甚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治疗虚无主义”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社会的顽疾无药可医。虽然这种学说广泛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范畴（奥托·魏宁格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持有类似主张），但这一概念实际上最初是作为医学院的一种科学理念诞生于维也纳的。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对疾病怀有迷恋的心态，认为疾病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这一过程，而周围的人也只能对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相应地忽略治疗手段。这一传统在弗洛伊德就读医学院的时候仍在盛行，但他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25]对我们来说，弗洛伊德对治疗的尝试似乎只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但在当时，它为弗洛伊德理论的离经叛道添加了新的罪证。

弗洛伊德恰当地将《梦的解析》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的四大理论基石首次获得了集中阐述：无意识 （the uncounscious ）、心理压抑 （repression ）、幼稚性欲 （infantile sexuality，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 （tripartite division）：自我（ego），即自我意识；超我（superego），即广义上的良知；以及本我 （id），即无意识的原始生物表达。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五年间，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完善了治疗技术。他自视为达尔文开创的生物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获得医师资格后，弗洛伊德申请到一份奖学金，拜入让—马丁·沙尔科门下。沙尔科是一位巴黎医师，他为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女性患者开办了一家收容所。他的研究表明，催眠状态下可以诱发歇斯底里综合征。数月之后，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阅读了一系列神经学著作（比如关于脑瘫和失语症等），并开始与另一位杰出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合作。布罗伊尔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是维也纳最德高望重的医生之一，治疗过很多著名的患者。他有两项主要的科学发现：其一是发现了迷走神经在调节人体呼吸运动中的作用，其二是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具有控制身体平衡的功能。

但布罗伊尔之于弗洛伊德乃至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性，在于他在1881年发现的“谈心疗法”。[26]从1880年12月开始的两年间，布罗伊尔的病案簿中记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