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一个代号为“安娜·O.”的病例。这位患者的真名叫贝尔塔·帕彭海姆，是一名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女孩，因歇斯底里症而求诊于布罗伊尔医生。安娜的父亲因病去世，而她在照顾父亲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多变的身心症状，表现为梦游、瘫痪、人格分裂（时常表现为淘气孩子的人格）及幻想性妊娠等。在治疗过程中，布罗伊尔医生发现，如果他允许安娜长时间地描述自己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会暂时消失。实际上正是贝尔塔·帕彭海姆首先把布罗伊尔的治疗方法称为“谈心疗法”，虽然她也把它叫作“打扫烟囱”。布罗伊尔发现，在催眠状态下，贝尔塔能记起在照顾病榻上的父亲时自己是如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而通过回忆这些“遗失”的感受，她能够最终摆脱它们的梦魇。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的治疗告一段落，疗效评价为“完全治愈”（虽然我们知道她在治疗结束后一个月内又住进了疗养院）。[27]

“安娜·O.”的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段时间，他试图催眠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患者，但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联想”：一种让患者把想到的东西全部说出来的疗法。正是在实践这种疗法的过程中，他发现，在适当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能回忆起在其童年生活中所发生，却早已遗忘的事件。弗洛伊德的结论是，虽然已经忘记，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无意识和心理压抑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弗洛伊德也意识到，许多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艰难地重见天日的早期记忆在本质上都是性。他进一步发现，许多“回忆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由此他发展了“恋母情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对弗洛伊德而言，患者表现出的不真实的性创伤和性畸变都是一种心灵密码，体现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也确定地表明人类婴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有了性的意识。他说，在此期间，儿子被母亲所吸引，并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恋母情结），女儿与父亲之间亦然（恋父情结）。推而广之，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广泛的动力贯穿了人的一生，并塑造了人的性格。

这些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遭到了愤怒的质疑和接踵而来的反对。《性精神病态》的作者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男爵讥讽道：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解释“听着像是科学童话”。维也纳大学神经学研究所也赶忙撇清与他的关系。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我很快成了孤家寡人。”[28]

弗洛伊德对此的回应是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自己。1896年10月，父亲雅各布的去世促成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虽然父子之间已相互疏远多年，但弗洛伊德惊讶地发现自己仍不由自主地感怀于父亲的死，很多尘封多年的回忆也因此浮上心头，甚至他的梦境也发生了改变。他从中辨认出自己对父亲怀有下意识的敌意，而这种敌意长久以来一直被自己压抑。这促使他将梦境设想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29]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中心思想是，在睡眠中，自我就像是“在岗位上睡着的哨兵”。[30]通常状态下压抑本我冲动的警惕也因此放松，所以梦境是本我展示自己的一种伪装。弗洛伊德清楚地知道，把一本书押宝在解读梦境上需要冒很大风险。关于释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旧约》，但《梦的解析》一书的德文名Die Traumdeutung却并没有把这一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在德语里，Traumdeutung一词其实描述的是露天广场上的算命先生常用的把戏。[31]

《梦的解析》甫一问世，却如死水微澜，早期销售惨淡。初版印刷的600册在头两年间只卖出了228册，实际上前六年里一共也只卖出了351册。[32]更令弗洛伊德懊恼的是，这本书完全没有引起维也纳医学界的关注。[33]柏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弗洛伊德曾同意在大学做一场关于梦境的讲座，结果到场的只有三个听众。1901年，在他正准备向哲学学会做演讲之前，有人给他递来一张纸条，恳请他“在讲到令人不快的东西时停下来预先警告，以便在场的女士可以离开”。他的许多同事都同情他的妻子，“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曾经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现在却变成相当令人厌恶的怪物”。[34]

如果弗洛伊德觉得有时候整个维也纳都在反对他，其实支持他的声音也在逐渐浮现。1902年，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研究开始后十五年，一位维也纳高明的医生威廉·施特科在读过《梦的解析》的书评后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登门拜访作者以求讨论。随后他要求弗洛伊德对他进行分析，并在一年后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他们二人还创立了“星期三心理学会”。该组织每到星期三晚上就聚集在弗洛伊德家的客厅，在他“肮脏的老神”（弗洛伊德之前弄来的出土文物）的无言注视下开展活动。[35]其他成员包括1902年加入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04年加入的保罗·费德恩，·1905年加入的爱德华 希尔施曼，1906年加入的奥托·兰克以及1907年加入的来自苏黎世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正是在1907年，学会正式更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从此其定期集会也改在医师学院进行。当然，此时距精神分析为普罗大众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人也从来没把它看作是一门正经的科学，但到了1908年，至少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多年来被学界隔离的岁月结束了。

190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一场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有生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雨中，他踏上了克里特岛北岸干地亚（现希腊港口伊拉克利翁）的土地。[36]时年49岁的埃文斯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派头十足又异常谦逊，举止端庄又荒诞不经……他可以慈眉善目，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忠于朋友，却也不惮为了追寻心中所求而不顾亲朋好友的感受。”[37]埃文斯此前执掌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达十六年之久，即便如此，其成就也无法望其父亲项背。因为他的父亲约翰·埃文斯爵士精通石手斧和前罗马时代钱币学，可能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古文物学者。

1900年的克里特岛堪称考古学家心中的麦加，他们做梦都想获得在岛上挖掘的权利。这座岛屿变得炙手可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位德国的百万富翁：海因里希·施利曼。他不惜抛妻弃子，全身心地投入考古研究。他不慑于专业考古学家眼中的繁文缛节，而他的考古发现也让同行们心生艳羡，并促成了对古代世界的重新评估。因为他的发现表明，许多所谓的神话（例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都来源于史实。1870年，他开始挖掘荷马史诗中大部分故事的发生地——迈锡尼和特洛伊遗址，而他的发现也改变了学界之前的定论。他在特洛伊的遗址上辨认出九座城市，并且断定，其中的第二个正是《伊利亚特》中描写的那一座。[38]

施利曼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希腊的理解，但这些发现提出的新问题几乎和它们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涉及的灿烂的前希腊文明最早是在哪里发祥的？在东地中海对岸地区进行的发掘已经证实，这样的文明曾经存在过。而当学者们重新检视古代作家的著作时，他们发现，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斯特拉波都曾提到过一个“伟大的立法者”——米诺斯王。他赶走了一度横行爱琴海的海盗，并总是被称作是宙斯之子。而当我们再回到古代典籍的描述时，我们发现宙斯据传出生在克里特岛的一个洞穴之中。[39]在这样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