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思想规律进化论

1997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BBC电视台的专访，并被问及其漫长人生中最让他惊讶的事。伯林于1909年生于里加的犹太木材商人之家，七岁半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一座陶瓷厂楼上的家中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端。他这样回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经历过无数的恐惧，我仍能如此平静而愉悦地生活。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世界毫无理由地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非人道暴行和野蛮毁灭……但我还活着，没有被它们涤荡……在我看来这很令人惊讶。”[2]

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已深入本书的创作很久了。但伯林先生的回答着实引起了我的共鸣。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的20世纪史学研究都着力于人们熟知的经典政治军事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30年代的大萧条、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殖民地自治浪潮和冷战，等等。这是一份可怕的事件簿。而斯大林和希特勒（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的暴行，至今仍没有被清算，甚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清算。这些暴行的数量之巨，即便在这个对天文数字已经习以为常的时代，也仍罄竹难书。尽管伯林先生经历了所有这些恐惧肆虐的年代，他留在故乡的所有家人都惨遭屠戮，可他仍能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自己漂泊的一生堪称“幸福人生”。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人们把目光从传统史学涵盖的大小事件上移开，不再囿于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转而关注那些令以赛亚·伯林的人生如此传奇而丰富的主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其散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对人的现代情感造成的流弊之严重，使得传统史学家对其他的主题都无暇顾及。举个例子，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20世纪前三十年的史学著作，虽然厚达700多页，却丝毫没有提及相对主义，既没有提及亨利·马蒂斯或者格雷戈尔·孟德尔，也没有欧内斯特·卢瑟福、詹姆斯·乔伊斯或马塞尔·普鲁斯特；既没有乔治·奥威尔、W. E. B.杜波依斯或玛格丽特·米德，也没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没有莱奥·齐拉特或莱奥·亨德里克·贝克兰，也没有詹姆斯·查德威克或保罗·埃尔利希；既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当然更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巴比特》。[3]其他史学著作同样存在类似的缺失。而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打破这一偏颇的局面，聚焦那些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主要思想理念，正如伯林先生所言，这些思想理念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尽管基于这样的初衷，但我无意否认传统史书的观点，即20世纪确然是悲惨且多灾多难的。只不过除了战争，这个世纪其实还有更多的美好。我也没有意图暗示政治或军事事务就不是思想或智力事务。它们绝对是。政治家总是试图将哲学和人性的理论融入政府的统治中去，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最为困难的智力挑战之一。而在军事斗争中，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无足轻重，人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其间也饱含了政治价值与利益。但是，在纵览传统史书之后，我想给读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为丰富也更加难以寻觅的东西。

我从来认为，只要我们抛开折磨20世纪的深重苦难，只要我们不再执迷于过去数十年间历历在目的恐怖，那些思想潮流，以及最引人关注的发展、最经久不衰的进步和最意义深远的开拓，都将显现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一直在知识层面被科学主导，对科学“妥协退让”。科学的影响之所以深远，不仅因为它造就了新发明的诞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在改变人类思考内容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思考方式。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是怎么回答的？“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哲学家不能将自己与科学发展隔离开来，因为科学不但极大地拓展和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和宇宙的视野，同时也变革了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规则。”[4]这场规则和方式的革命也将贯穿本书的探讨。

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从20世纪与科学的关系来看，这个世纪其实与18、19世纪并无区别，因为我们都在见证科学发展的成熟，而这一进程早在哥白尼和弗朗西斯·培根时代就已经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20世纪与19世纪及之前的世纪在三个重要方面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只是一套彼此毫无关联的学科集合，而且并未开始探索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约翰·道尔顿早在19世纪就预测了原子的存在，却一直没有人尝试验证这一概念的实体，甚至连最不着边际的验证空想也没有。而这恰恰是20世纪科学的显著特点，用约翰·马多克斯的话来说：20世纪的标志性特征是它不但让发现之河变成了洪流，而且让很多学科的基础性发现成为现实，包括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5]而正是在1900年及其前后，大多数基本概念（电子、基因、量子和无意识等）得到了定义，这也是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巧合。

20世纪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二方面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探索，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学科加上数学、人类学、历史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以充满力量而令人信服的姿态交相辉映，为人们展开了一幅自然世界的壮美画卷。这幅画卷包含了宇宙、地球以及大陆和海洋的演化，生命的起源，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不同种族及不同文明的发展等丰富的内涵。这幅画卷的基础和框架都是对进化论的演绎。时至1996年，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仍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6]而早在1900年，胡戈·德弗里斯、卡尔·柯伦斯和埃里希·切尔马克就通过重新阐述和发现本笃会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豌豆育种规则，解释了达尔文理论作用于个体水平的可能机制，从而开启了科学（当然也是哲学）的广阔新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我实际上坚持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论可以说是20世纪的理论，当然了，说它是19世纪的理论也同样正确。

20世纪在科学上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三方面体现在心理学领域。正如罗杰·史密斯所指出的，20世纪是心理学的纪元。自我变得私人化，而公共领域（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关键领域）则出现了相对空白的状态。[7]人们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审视自己的内心。正统宗教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世纪在感觉上迥异于之前的世纪。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用到了对科学“妥协退让”的字眼，我的意思是：人们被迫接受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除此之外，其他学科以及其他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都在进行自我调整以回应科学的发展，它们无法忽视科学。许多视觉艺术的发展，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建构主义，甚至抽象主义本身，都涉及对科学（或艺术从业者“眼中”的科学）的回应。许多作家，从约瑟夫·康拉德、D. H.劳伦斯、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T. S.艾略特，到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也都承认受到过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在音乐与现代舞蹈艺术中，原子物理学与人类学的影响都已得到承认（阿诺尔德·勋伯格尤甚），而“电子音乐”一词本身就不言而喻了。在法理学、建筑学、宗教和教育中，在经济学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