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历史感的建构策略

董儒

中华民族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支撑，更离不开对国民精神及其历史感的激发，而厚植历史感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观看纪录片。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不仅能将观众拉入异质时空的情境，还能将历史引入当下的文化语境，从而寻找历史与当代人的共鸣，找到被讲述的时刻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河西走廊》采用情景再现画面将观众带入历史情境，通过人物塑造和河西走廊盛况的展示，引导观众思考历史、感受文化传承的力量；其解说词通过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主观性的叙述话语彰显民族话语权，使河西走廊、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等主题在解说中生产意义，让观众在感慨与思考古今的过程中被规训；该片国际化的配乐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精神的表达，而且升华了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绵长厚重的历史感，并使之上升至人类情感共鸣的高度。《河西走廊》运用多种艺术语言的协同作用，不仅传达了带有民族色彩的深厚历史感，而且增强了新时代背景下国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一、画面：情境再现与历史感的引导

《河西走廊》的画面表达以情景再现为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演绎河西走廊的历史与文化。罗伯特·麦基认为，“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1]故事艺术就是在内涵丰富的故事中挖掘出普遍性的人生体验，然后用具有文化特性的表现手法进行装饰。观众借由故事的载体追寻现实，挖掘人生的真谛。《河西走廊》在讲述历史人物故事时，挖掘其作为“自然人”的普通情感和行为，用符合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方式进行讲述，从而引导观众思考历史；其在讲述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盛况时，挖掘其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从而引导观众感受文化传承的力量。

（一）重人性的历史人物构建

《河西走廊》甄选的历史人物，其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影响可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挖掘，而他们作为“自然人”的普通情感和行为在文献中却鲜少记载，这不利于纪录片中人物的饱满度塑造。《河西走廊》以尊重史实为前提，把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融入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中，通过具有忠君报国、修身平天下、舍生求道等内涵的情景再现方式进行表达，从而激发观众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自我反思。

《根脉》一集中，河西名士郭?，据《晋书·隐逸列传》记载：“（公明）至山，（郭）?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略阳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2]文献简略记载了郭?拒绝前凉征召与响应王穆起兵的史实。在《河西走廊》中，创作者通过合理想象补充完善细节，用蒙太奇的手法烘托出郭?婉拒官府征召时现场气氛的紧张和他的惶恐不安，画面呈现出官兵与弟子们的刀刃相见和郭?逃离征召时面部的惊恐、步伐的慌乱。而在应征王穆招揽时，镜头出现了郭?迫不及待收拾行李准备启程的画面。面对前后行为的巨大反差，郭?解释说是因多年好友（王穆）求助，又事态危机（前秦大乱，救民于水火），他决定仗义相助。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既体现了郭?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者担当，又表达了他对情义的看重。他在前凉使者威胁下的恐慌心理和对好友的仗义行为与普通人并无二致。《河西走廊》对郭?类似于普通人行为的细节构建引发了观众的情感认同。在此认同的前提下，郭?在河西地区讲学治学的文化传承举措以及他对河西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就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和赞赏，进而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也能较好地得以彰显。

《使者》一集中，张骞的匈奴妻子，其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单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3]文献记载简略异常，只是指出实有此人而已。《河西走廊》考虑到张骞作为普通人的情感需求，精心塑造了其匈奴妻子的形象。镜头呈现出张骞教妻子学习汉字和妻子为张骞缝制衣服的细节，如果说对国忠诚是张骞的精神支柱，那么妻子的陪伴就是他的现实支撑。对于张骞出逃匈奴的情节，纪录片采取妻子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说，从她的拥抱和张骞不舍的神情中凸显出张骞为忠君报国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壮举，最后介绍张骞的匈奴妻子返回长安后因病故去。孤独感人人皆有，张骞故事的讲述触动了观众对张骞孤独感的深刻体会和对美好感情的向往，从而启发观众思考：同是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点，现实中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张骞的精神？这有利于扩展观众胸中的格局与见识。

（二）重传承的河西走廊盛况

中华民族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河西走廊》通过画面展示河西走廊的绚烂瞬间，有助于观众传承其中所表达的民族精神。在爱森斯坦看来，画面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4]确实，感情是从画面走向思想的桥梁。在《丝路》一集中，纪录片用对比蒙太奇的手法把1000多年前的张掖万国来朝的盛况与现今中国国际贸易的繁荣勾连在一起。通过CG技术复原和实景拍摄的画面，引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促进观众思考文化传承的意义。在《造像》一集中，画面依次真实地呈现出天梯山石窟造像、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等。此外，还通过数字动画技术呈现出具有河西特色风格的石窟艺术向东亚大地传播的动态路径。真实呈现的画面不仅使观众惊叹中国早期佛教石窟艺术的不朽成就。纪录片在石窟造像画面的呈现之后，出现了现代游客欣赏洞窟的画面，两种画面的顺次出现使观众有种在历史中疾行穿梭的感觉：感受到佛像的永恒气质给予自身的沉静与智慧；体会到佛教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思想体系之一的历史必然性。创作者站在当下时间节点，通过古今场面对照，引导观众体会河西走廊的文化盛况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原因，从而促使观众在体会的过程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二、解说词：权力话语与历史感的规训

比尔·尼可尔斯指出，“纪录片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手段为我们提供真实世界某部分的表面现象或者再现形式，它们在支持或者代表了某些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观点的同?r，也进行自我表达、提出自我观点或系统地实施劝导性的策略，打算说服我们，希望我们把他们的观点当作正确意见接受。”[5]在纪录片中，解说词是创作者提出自我观点和对观众实施系统劝导的有效工具。《河西走廊》的解说词通过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主观性的叙述话语来彰显民族话语权，使河西走廊、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等主题在解说中生产意义，从而让观众在感慨与思考的过程中被规训。

（一）叙述视角的多元化

一般来说，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是从多个角度叙事，尽可能客观地对历史文化进行还原，从而促使观众全方位地获取历史文化信息。《河西走廊》协同使用全知视角、外视角和内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仅使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可靠性都得到强化，也有效增强了解说词对观众的说服力。如作为开篇的《使者》一集，其解说词在设定纪录片基调的同时也为叙述故事做好了铺垫，将河西走廊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通过语言导向设定结论。“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其气势磅礴地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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