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孙 寰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笔者对汉源术语(term of Chinese source)的关注始于2012年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届“术语与知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期间，笔者就题目《汉语术语研究溯源》①做交流发言，俄罗斯术语学家列依奇克(W. M. Letchik)到会并垂听了笔者的发言，后与笔者做短暂交流。列依奇克对中国古代科技术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使笔者深有感触，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后来，笔者又有幸拜读了《文汇报》对郑述谱②的专访，题为《讲中国故事，要从国家层面重视术语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其实就是要打造中国思想与中国理论的术语。”[1]而这就需要术语学理论的支撑，特别是基于汉语语言基质的术语学理论体系。一般术语学理论是以印欧语为对象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对其吸收和消化，并考虑到汉语的实际情况，创建汉语术语学理论体系。当然，汉语术语研究既要与世界术语学很好地结合，同时，也要呈现出自身特色。

术语是专业领域科学概念的语言指称，其自身是一种语言符号，用来表达或指称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呈阶段性特征——从古代科学时期(前科学时期)，到近代科学时期(公元15—16世纪后至新中国成立)，再到现代科学时期，每个时期的术语状况都有所不同。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些科技思想通过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有学者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迄至15世纪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近代科学以来，外源汉语术语日益增多。至现代科学时期，某一国家学术共同体在学科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可以通过术语的语言来源充分展现出来。汉语学术共同体的显性标志是汉源术语。我们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的话语理论体系，就需要我们自己创建的术语，即基于汉语词汇单位构成的术语成为学术通用语。如果说“陈-西蒙斯定理(Chern-Simons Theory)”意味着我们尚处于汉源术语创建的初级阶段，那么术语“籼(Xian)”和“粳(Geng)”则表明，我们已经开始创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真正表达中国思想、中国理论的汉源术语[2]。

因此，古代科学时期的汉源术语研究对当代汉语术语创建以及汉语术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与思维类型

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人对世界的认知大致经历了“幼稚型”思维—“匠艺型”思维—“科学型”思维三种类型。通常，在知识发展的某一阶段，某一思维类型占主导地位，决定该阶段认识发展的特性。最古老的思维类型是“幼稚型”思维，用普通词汇反映日常的表象认识，而这些表象认识相当模糊。中世纪晚期至近代，主要是“匠艺型”思维类型，借助健全理智与专业认识进行思维活动。在有些至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时期的思维类型则是“科学型”思维，用科学元语言即术语表达概念及其所在的概念系统，创建通过术语系统(terminological system)呈现的理论体系[3]。

中国古代专业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的“幼稚型”思维模式逐渐过渡到“匠艺型”思维模式。中国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名辩逻辑的出现使古代中国人走向一条独特的科技文化发展道路，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实用型科技体系，呈现出独特的专业语言世界图景。“天人合一”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达到的最高哲学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以天应人，以人合天”这一思想源于农业社会对自然节律的认识，是一种质朴的自然观念，是人类获得的最初关于自然的知识，即人事活动要顺应自然规律[4]。此外，“阴阳五行学说”“气论”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自然观，它们渗透到各具体学科中，形成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遵循“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中国古人偏重工艺技术和经验，较少思考与物质生产、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大多是内容广泛、参差不齐的，有时肤浅，有时神秘，很多时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事实”的总和，颇有“博物学”的味道[5]。专业知识体系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重实用、重技术、重整体、重政治伦理[6]。例如，天文学高度发达，是因为中国历代帝王认为天象与其统治命运休戚相关。农学著作如《齐民要术》以及科学著作《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主要记述生产经验，较少规律性的认识，类似于百科全书。中国古代许多数学应用的方法，是为解决天文历法计算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医学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说，中国古代科学对抽象的理论研究较少关注，因而向高级思维形态发展较为缓慢[7]。

2 汉语专业词汇的出现

2.1 专业语言

古代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中西方科学不但在学科领域方面，而且在知识体系的建构、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形式逻辑方法和实验科学是西方科学的重要特征，技术型和经验型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主要特点。我们知道，没有语言文字的记载，就不可能有确定下来的知识，也就不会出现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然，这里的“语言”，更多指“专业语言”(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或“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认知图景不同，研究范式自然也不同，其语言表述也就有很大差异。即便我们说现代科学是国际性、无国界的，但语言是民族性的，各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面孔，更何况是古代中西方科学在研究范式上本就存在很大不同。

专业语言的研究范围要大于术语的研究范围，因为术语仅是专业语言的词汇部分，但却是其关键部分。抽象性、概括性和逻辑性特征，在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术语自身体现得最为明显。换言之，专业词汇(特别是术语)是专业语言篇章中专门表达科学思想的形式手段。

对某一民族语言中某一具体领域的术语形式、内容和功能以及术语在专业文本中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多采用共时的方法。目前，随着认知理论的发展和对国家科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关注，研究术语及其构词手段的发展历史，直至专业词汇及其整理工作的发展趋向，使术语的历时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因为研究术语的发展历史是术语整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它能够揭示出术语发展的一般趋势及决定性因素，成为促进认识的历史发展的最有效手段。鉴于此，汉语术语研究应置身于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背景下，以历时研究为主线，就像一棵大树，从树根到顶部是历史研究思路，如果取其中一个横断面中的术语进行分析，则多采用共时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

图1 汉语术语研究

2.2 汉语专业词汇

虽然缺少远古历史文献考证，但一些研究者还是划分出知识发展的前科学时期，也就是说，一些专业化的观念在前科学时期已经形成。从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曾力求将获得的知识按系统组织起来。例如，战国末期的《尔雅》是中国最早的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就其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性和系统性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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