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李传奇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考证，旨在通过严格史料考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近代体育史领域依然存在亟待澄清的重要体育历史事件，其中就包括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相关问题。2024年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法国巴黎举办，这也将是继1924年巴黎奥运会百年之后的回归。1924年巴黎奥运会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着交集，在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介绍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时，有一段关于中国与巴黎奥运会的相关信息“中国有3名网球选手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但预赛时即被淘汰。尽管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后自行去参赛的，但这却是中国人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1]。目前，随着档案史料的挖掘，这段表述明显呈现多处与历史不符之处。首先，中国网球选手并没有出现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其次，中国网球选手也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美国参加的戴维斯杯网球赛。再次，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的时间早于美国戴维斯杯网球赛中国队的比赛时间。最后，中国网球选手并非自行报名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而是由葛雷以远东体育委员会名义负责报名的。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1924年中国与巴黎奥运会的历史必然会被更多提起。因此，通过考证去还原历史真相，不管是对近代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还是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与和宣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研究充分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及作者所收藏的葛雷1923—1925年间相关信札、电报等，同时广泛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史料，对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相关内容进行以史料(特别是原始史料)为基础的考证。

1 葛雷是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推动者

葛雷是1924年中国参与巴黎奥运会的推动者，然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国内对葛雷的介绍都是寥寥数语，这与我们对诸如饶伯森、晏士纳、麦克乐等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的了解形成鲜明的对比。要深入探究葛雷是如何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就有必要对葛雷的成长与经历，以及他在中国的任职等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葛雷(John Henry Gray)，美国人，1879年11月30日出生于印度，1964年10月19日去世，父母是传教士。1883年从印度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完成教育后，长期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2]。值得注意的是，葛雷曾于1902—190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学院(当时称为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培训学校)学习，主修体育并取得相关学历。这为其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期间长期担任体育干事奠定了基础。1908—1919年间，他曾任印度加尔各答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以及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1913年开始)。受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委派，葛雷于1920年来到中国，来华后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是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可以说在1920年葛雷来到中国前，基督教青年会就已经控制了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权，主要体现在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以及重要的区域性运动会均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导，体育人才也多有其背景，运动会举办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编印的秩序册)多为英语。因此，葛雷来到中国，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后，就自然而然接收中国体育的主导权。于是，他在1921年担任第5届远东运动会的名誉书记，1922年接替麦克乐担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名誉书记，1923年担任第6届远东运动会中华代表团领队，1924年负责中断10年的第3次全国运动大会的前期组织和沟通工作，同年主导了中国参与巴黎奥运会和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的组织和报名工作。

葛雷在华任职情况时，最重视的一个职务就是远东体育委员会(也有译远东竞赛委员会，但其官方文件抬头用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秘书，这个职务也是当时的中国体育权力的核心。虽然仅仅是一个类似于顾问以及书记员的职务，但由于当时王正廷、张伯苓等多忙于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再加上葛雷在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的地位以及从事体育方面的工作经验，远东体育委员会的事务基本就全权交于葛雷负责。客观讲，葛雷在主导中国体育权力时期，凭借其熟练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对外体育交流经验，确实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葛雷不仅不懂汉语，而且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其领导方式相对独断，缺乏与中国同行的深入沟通和交流，这无疑也会对其工作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2 葛雷推动中国网球选手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过程

1924年巴黎奥运会于当年5月7日—7月27日举办，参加这届奥运会的亚洲国家有日本、印度、菲律宾，其中日本和菲律宾都是远东运动会的参加国，印度也曾在1921年参加远东运动会。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报告中，已经明确中国报名参加网球比赛的选手名单，分别是韦荣洛(W.Lock Wei)、邱飞海(H.H.Khoo)、吴仕章(W.U.Szecheung)，吴仕光(N.G.SzeKwang)[3]。最终的结局是他们虽然报了名但没有去巴黎参赛。下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参与本届奥运会的报名过程，寻找具体的没有去参赛的原因，以及葛雷和远东体育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2.1 中国网球选手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报名过程

1923年6月10日《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敦请中国加入》[4]的新闻，内容为：“第八次万国运动会，将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在巴黎举行，中国运动协会名誉书记葛雷博士已收有该会正式请帖，敦请中国加入，该请帖内所订之各项比赛日期为苏格兰式足球五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足球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赛枪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其他各种运动，如田径赛、游泳等，定于七月五日至二十七日，葛雷博士现已函覆该会，中国当予万国运动会各项运动极力之扶助，且如有机会，当派遣代表参与比赛。”同一天上海《申报》也对此作了报道。此时正值第6届远东运动会(1923年5月21日—5月26日)在日本大阪结束没有多久，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华代表队除足球一项外，几乎全军覆没，在国内引发不少的批评。再加上当时动荡而混乱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这样大背景下，大规模派体育代表团甚或从内地选派部分运动员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足球队表现虽然优秀，但人数众多，经费和管理在当时也是重要问题。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除少数社会精英，民众对奥运依然缺乏最基本的认知)。这也可以参照1928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当时中国也仅仅派出宋如海先生一位前去观摩和考察。因此，如果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历史性开启中国奥运之旅，最优选择或许就是寻找香港或者海外的华侨运动员，因为他们对国外环境相对比较熟悉，语言也便于沟通，同时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纵览当时各比赛项目，可以说网球项目符合现实条件。当然，选择网球项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24年的戴维斯杯网球赛。在这之前，中国同样没有组队参加过戴维斯杯。因此，组建一支可以代表中国的网球队，如果既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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