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及其思想观念本土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

金光辉，毕楠，买佳

(1.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山东体育学院 竞技体育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尤其是在世界新冠疫情防控局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2022年再次安全、圆满地举办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奇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也在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再创历史新高。这些举世瞩目的体育成就彰显了大国实力和大国担当。然而，遥想100多年前的国家和体育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此间演化历程亦是国运与体育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过程。这不禁令人深思其中的体育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逻辑，及其赖以生成发展的文化根源。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古老的农业文明在新兴的工业文明冲击下骤然衰落下来，几至亡国亡种。为力挽狂澜于既倒，师夷长技是唯一出路。清政府虽经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等改良运动仍无法挽救国运颓势，因而文化改造、教育变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在这种大背景下，体育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样式迅即成为国内精英大声疾呼的救国之道，进而被当局政府纳入新式教育系统推广全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体育已无可能按其原有样态在中国运行与开展，必然融入中国文化要素。因此，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演化过程即中国体育的本土化进程。此过程中，围绕着本土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关系定位，衍生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体育思想观念，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深入考查与研讨不同时期中国体育及其思想内涵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颇具意义，不但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体育由弱到强的根本原因，而且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和实践规划的逻辑起点及背景格局。

1 兵操与救国——中国体育之发轫

20世纪初，为救亡图存，清政府下决心实行新政，废除科举，效法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全面推行新式学堂教育体系，“体操”科作为一门正式课程位列其中，这标志着中国学校体育乃至中国体育的正式开启。当时清政府主要是效仿日本和德国实行军国民教育，即“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军事技能和尚武精神”[1]，体操科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盛行欧洲和日本的“兵式体操”，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军国民思潮流行于清末民初期间20余年。

军国民体育或者说军国民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被广泛认可，源头可追溯到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了后来的中国人。而早期的体育思想，也必须从进化论的思想中去寻觅源头，并且，是进化论推导出体育神圣的复兴种族的职责”[2]216。在《天演论》中，严复强调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进化论被描述为群与群之间的斗争。“严复把‘鼓民力’提升到很重要的地位，认为一国富强之效，在于其民手足体力之为基。希望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更进一步，这是整个民族或种族的存亡关键”[2]217。从“强种强群”的考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增强人民体质”，这确实是一改传统文弱风气的开拓思想，不能不说是务实进步之观念。虽然严复体育观念深受进化论的启迪，但其具体强国强种手段和内容却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本土文化固有之形式，他所提倡的“鼓民力”很自然地与中国古有的“六艺”联系在一起。不止他一人，就连提倡军国民教育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在其论著之中也认为军国民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六艺之射御”与西洋之“体操”并行，呈现出中西融合之体育景象。可见，大力宣扬西方文明的民族精英们，其传统文化底蕴同样深厚，对于体育的认识也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范畴。总之，“严复的思想又为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邂逅之初的状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为主体，西方文化只是一种辅助工具，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倾向”[2]219。在严复的启发下，社会知识精英们对于体育的认知也迅疾提升至“强国强种”之高度，逐渐形成军国民思潮。这种社会思潮自下而上迅速成为一种救国良策而被清末民初政府所采用，新式学堂和“兵式体操”得以全面推广，意在强身强种、维护政体、抵御外侮。由于体操科的设立，也带来了一些西方体育的素材，为后来国人全面了解和学习西方体育做好了准备。

近代中国体育是以官方全面推行“兵式体操”为开篇，凸显了国人迫切的“体育救国”的厚望，体育与国运密不可分的关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当局政府之所以大力推行军国民体育，完全是因为其具有强兵尚武这一明显的实效，这意味着当时国人对于西方体育的理解和认同非常有限，重形式轻内涵。虽然欧洲的各种学说纷纷引进，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但实际上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其核心价值观念依然是国人的精神支柱，构成了中国体育本土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西方传来的体操与运动竞赛等是无益于身体健康且耗时耗钱的无聊游戏，根本不适宜中国积贫积弱和民族危难的国情。为此，在体育救国和保存国粹的主旋律下，武术作为“土”体育的代表，其蓬勃发展便体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对西“洋”奥林匹克体育文化的抵抗[3]。

2 国术与体育——土洋体育的博弈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欧美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其中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自然体育思想备受推崇。国人正是受此思想的影响废除了“兵操”，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引进了许多新式体育项目。显然，这种体育思想与只重视兵操和体操的军国民思潮截然不同，更加符合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征，在我国体育演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20世纪20—40年代末，自然体育思想逐渐在国内占据优势。

自然体育思想源于卢梭的《爱弥儿》，后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融合并传入我国。“在卢梭那里，体育教育是所有其他教育的基础，是人实现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最终完成道德自由的根基”[4]。美国自然体育思想基本观点是，“体育主要是教育和文化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体育之目的亦是教育与文化的目的，体育如果只是为了劳动与卫国的价值，为了促进身体的发展和健康的价值，那是功利主义……体育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是生活的需要，体育应当为了使人们‘善用闲暇’‘丰富生活’使生活美满愉快和满足。再者培养社会行为标准、道德标准、民主自治精神，是体育的另一项主要任务”[5]。自然体育思想反对任何的体育功利主义的倾向，提倡将体育融于生活、善用余暇，反映出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自然体育思想非常看重体育教育功能，重视其对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所发挥的教育和引导作用。这种思想意境似乎更能体现西方体育的本义。显然，自然体育思想的这些基本理念与本土文化固有观念大不相同，这种提倡“体育融于生活”的自然体育思想与将体育视为谋利手段的实用体育观念相差太远。当然，美国自然体育思想是有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当时美国属于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拥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国民生活水平较高，因此，美国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闲情逸致充分享受体育的生活方式。加之欧美文化本是同宗同源，在共同的体育文化长久熏染之下，美国人也更能理解和认同欧洲体育文化内涵，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国民生活温饱尚不能完全保障，加之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既没有条件更没有心情像欧美人那样理解和认同西方体育的价值所在。只有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人民生活水平达到足够高度时，国人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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