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批判

■ 张 姗 陈丹丹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拜物教一词原指对物神的宗教崇拜，马克思用拜物教喻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资本的“形而上学微妙和神学怪诞”以及人们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盲目崇拜与追逐。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支配性地位的提升与技术黑箱的并行不悖，使技术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和难以捉摸，技术具有了支配人和人类社会命运的神秘属性。人们对技术产品狂热追捧，对技术逻辑充分信任与坚定遵循，使技术决定论盛行，技术拜物教便成为资本拜物教新的表现形式。目前，对技术拜物教这一拜物教新形式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视角也相对单一。本文试图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层层递进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拜物教进行批判性分析：在个人层面，技术拜物教使人陷入技术宰制的生存状况和技术崇拜的知觉状态；在社会层面，工具理性的扩张和统治下社会单向度发展；在资本逻辑层面，技术拜物教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崇拜。对人工智能时代下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三重批判，理论上有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技术拜物教现象，推动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的时代化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解释力；实践上有助于我们在正确认识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科学、合理、高质量发展，从而赋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技术拜物教的人本主义批判：技术宰制与技术崇拜

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人”是改造自然和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人”依旧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但“人”的主体性受到了人工智能积极和负面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人本主义理论视角看，在技术垄断下，人们一方面陷入被技术宰制和奴役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产生技术崇拜的认知状态，“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

（一）技术宰制下人的生存境况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依据人的发展状况将人类历史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社会；人自由个性的后资本社会。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已具有最尖锐普遍的形式”[1]（第515页）。一方面，工厂制度确立，机器大规模生产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科技技术成为生产发展和现代化进步的核心力量，而人不再是生产的主角，工人要做的就只是服从和服务于机器。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中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不再需要也越来越不再能够掌握整个生产过程及其中的生产技能，只需要做好某一环节的固定动作。而且，“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2]（第168页）。因此，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这一固定环节的固定动作就越来越简单。在此种条件下，工人的技艺和劳动熟练程度越来越不重要，人技关系倒置，机器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角，“工人服侍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第486页），人沦为机器的零件和附庸，丧失了其主体性和独立性。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突飞猛进，为技术宰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实现了对身处其中的人的生产生活领域的全方位垄断。技术带领人类社会乘上加速列车，其作用进一步凸显，对人的生存状态和认知状态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人越来越失掉了其主体性，成为技术的奴隶。亦即技术成为最高权威，而人则处于被宰制的地位。

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了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进程。其一，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极大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机器的自为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参与度越来越低，只需要进行最简单的互动以配合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高度臣服于人工智能。其二，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无人工厂”和智能机器人出现，大量传统工人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无用阶级”。而被溢出相对过剩人口的担忧加剧了工人间内部竞争，“内卷”现象严重，造成了技术驱赶工人的现象。其三，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人的时间意识和生产意识进行驯化，使人更加臣服于技术的统治。随着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数字零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如，平台通过“主派辅抢”的派单系统和精密的时间监控系统，使外卖员等零工劳动者“被困在系统里”，若外卖员拒绝接单或者超时派送次数多，平台方会智能识别，降低其与收入直接挂钩的优先级，以示惩戒。在这样的平台工作制度下，劳动者时间意识和劳动观念被驯化，对平台的忠诚程度得以提升，个人成为系统的奴隶。

在生活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支撑。其一，技术对人们生活渗入和侵占范围和力度持续扩大。究其表现，一方面，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2020年脸书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每日用户数为18.2亿，每月用户数为27.4亿，家族产品的每日用户数为25.4亿，家族产品的每月用户数为32.1亿[3]，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脸书的用户；另一方面，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张。数字平台涵盖了衣、食、住、行、娱、教、医、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全景式敞视监狱，每个人都处在匿名监视之中，对隐私权等人身自由的自觉主体意识逐渐丧失。其二，技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大数据等技术通过平台的工作系统和信息传播，规训了人们的时间意识、劳动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就勾勒了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想象。人们服从和接纳技术划定的日常生活准则，失去了对自由生活和自由发展的自觉想象。其三，技术也嵌入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流量思维主导社会交往关系，“流量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固定在流量数据上，失去了人与人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成为数字平台的附庸。

（二）技术崇拜下人的知觉状态

人的知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整体的反映，技术崇拜主导人的知觉状态有一个渐进过程。人在面对与人联系密切、力量强大但人类无法理解和掌控的物的力量时，会产生畏怯和恐惧心理，进而将其上升为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神秘力量，即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而非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喻指对某种物品的迷信或盲目崇拜。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第1页）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之前各种难以解释和把握的现象逐渐得到了科学理论的解释，“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4]（第275页），于是实现了对自然的“祛魅”，以致尼采高呼“上帝已死”。上帝退场后，以往的精神依托与精神寄托轰然倒塌，人们陷入精神空虚无所依的境界，于是试图找寻一个新的更为确定的依靠。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等“泡沫”理想却在现实发展面前被无情戳破。正如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感叹的那样：“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5]（第25页）与此同时，生产越来越机械化、抽象化，成为人们难以掌握和掌控的过程，“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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