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修睦：君子处世之道国家执政之基

□李炜永

讲信修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目前所见“讲信修睦”最早的出处。所谓“讲信修睦”，就是人与人之间要重视诚信，进而和睦相处。“讲信修睦”的首要思想是诚信。《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诚”与“信”一体两面、互为印证，故而构成合成词“诚信”。当然，若仔细深究，“诚”与“信”在内涵上也有差别。诚的本义是真实无妄，强调思想上的真实或内心的诚实；信则更强调行为方面，要求做事诚挚守信。简单来说，诚是本质，信是表现，所谓“诚信”，体现的是内与外、体与用、哲学与伦理的统一。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淀成为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孔子说“信以成之，君子哉”，就是说靠诚信取得成功，这才是君子呀。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形象地将诚信比之车子的关键部件，丧失诚信的人，就像“大车无?，小车无?”一样，终是无法“上路”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益者三友”，要与讲诚信的人交朋友。《后汉书·朱晖传》载：东汉时，朱晖、张堪同为南阳名士。张堪早知朱晖讲信义。原素不相识，后二人在太学相见，张堪把朱晖当朋友看待，并将妻儿托付于他。张堪英年早逝，他的妻儿生活非常艰难。朱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年复一年资助关心他们。朱晖的小儿子觉得奇怪，便问，您过去和张堪没什么交往，怎么对他的家人如此关心？朱晖回答说，我跟张堪的确相交不深。但他“尝有知己者言”，“吾以信于心也”，我又怎能辜负这份信任呢？与利交，也要讲诚信。尽管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但一旦参与经商，即要遵循“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童叟无欺”的准则，即商业经营活动必须诚实可信。

讲诚信同样是立国之本、执政之源。《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说当政者必须取信于民，政府一旦失去民众的信任，也难以立得起来。南宋朱熹说：“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鞅之徒亦不可为政。”在他看来，诚信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更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推而广之，国家交往也应该讲信义。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即诚信是团结天下人的纽带。而像有的国家那样，为一己之私之利，屡屡背信弃义，说一套、做一套，也必失信于国际社会，失道寡助，寸步难行。

“讲信修睦”的另一重要思想是“睦”。《说文》云：睦，目顺也，一曰敬和也。《广韵》：亲也，敬也。《六书故》：睦，目谐也。凡人喜愠，必形于面目，故和为睦。可见，“睦”多与“和”相通，即和睦、和顺、友善。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温文尔雅、亲善友爱，这是由中华文化内倾性的特质决定的。与西方诸民族“好战健斗”的特点不同，中华民族崇尚“中庸和平”。比如，儒家讲“仁”，强调“仁者爱人”，即在道义和情感上人们应相互尊重和关爱。讲“中庸”“中和”，很大程度上是“抑其血气之刚”，从而使人的生理与道德理性合为一体。此外，道家强调“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这些都对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国人也历来重视和谐对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讲究“家和万事兴”，不仅夫妻之间、长幼老弱之间要和睦，而且朋友之间、同窗同事之间、进而陌生人之间都要和睦，万事以“和为贵”。

由于中国文化是和平宽大的文化，由此塑造的中华民族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儒家倡言“民胞物与”，以善心对待一切；老子强调，“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不以兵强天下”；墨子认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并说：“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纵观历史，中国重文轻武，崇拜圣人超过崇拜英雄，军事战备多是用于自卫，很少用武力去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即使与异国的战争，也往往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起而抗战，极少主动挑起战事。

讲信修睦的道德伦理观主要源于古典的农业社会，因此当下要弘扬讲信修睦就必须赋予其当代的意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种种违背诚信甚至恶德的事情就否定这套常道的价值观。上升到国际层面，恃强凌弱、零和博弈是行不通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面对局部地区冲突、疫情、环境保护等全球重大问题，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面对。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美美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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