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反劳动”现象：发生逻辑、表现样态与价值建构

陈曦，全林峰，宋劲松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打工人”“内卷”“躺平”等一系列具有“反劳动”倾向网络词汇的流行呈现出“冷词热传”且“愈演愈烈”的态势，青年群体是推动这类词汇传播和演变的主力军。通过将碎片化的词汇与各类社会热点事件、舆情进行组合与再解读，富有鲜明特色的青年“反劳动”文化逐步形成，青年们开始用“反劳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焦虑。他们用“打工人”矮化自己的职业，通过自我贬损进而忽视劳动的价值；用“内卷”“996”声讨工作意义贫困的劳动；用“躺平”低欲望，表达自己对加速社会深度异化的反抗。我们党一贯重视青年问题，青年“反劳动”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1]“内卷”“躺平”这两个由青年创造且具有浓厚亚文化色彩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文化的高度重视。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引领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2]。为此，对当代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发生逻辑、表现样态与价值建构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发生逻辑

(一)人与物的颠倒关系衍生“劳动意义的贫困”

马克思最早指出资本具有颠倒一切关系的魔力。拜物教实质上便是真正属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人的真实物质需求被虚假的物欲所掩盖。“反劳动”语系中“打工人”“社畜”等词汇的深层意蕴是对工资与货币，即物质欲望的追求。在无止境的物欲追求中，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去劳动，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劳动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二是劳动逐渐成为不幸的源泉。“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这两个结果，总而言之就是劳动意义的贫困。劳动与工作的概念逐渐被混淆，劳动成为外在的东西。在资本逻辑的深化中，劳动主体逐渐将“自我异化”与“自我实现”相混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劳动幸福的缺失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形式上并不相同。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生的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其劳动本身关系的异化，体现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种对抗性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言，并没有产生劳动异化的现实条件，但异化现象却依旧存在。这里的异化是指劳动目的异化，即把劳动等同于工作，等同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将劳动本该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庸俗化。劳动目的的异化以一种“自我剥削”的新形式取代“他者剥削”，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一种隐蔽方式，使得“反劳动”现象的发生成为可能。

(二)“劳动意义的贫困”带来“逃避劳动”的个体选择

资本利用自身欲望对劳动主体进行“自我剥削”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个体的欲望与物的占有呈正相关。但对物的占有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反而刺激个体的欲望不断增强，使其愈发觉得不满足。这种对物的占有欲，并不考虑实际需求，而仅仅以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占有为目标。在这种虚假需求的刺激下，消费主义盛行。青年往往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但个体经济实力较弱，因而在物欲面前，极度空虚和焦虑症状等心理层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超前消费成为填补空虚和焦虑的手段，这同时意味着青年不得不违背“劳动幸福”的意愿更加卖力地进行“自我剥削”。劳动作为人与世界的连接中介，是人感知世界、改造世界和进行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劳动意义的贫困意味着劳动作为个体连接外部世界的中介受到侵损，带来的结果是青年个体对现实社会的冷漠与逃避。个体似乎只有通过逃避劳动才能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与消极情绪。“躺平”和逃避劳动成为个体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式以及偷懒的借口。

(三)群体模仿下“逃避劳动”的个人选择导致“反劳动”的群体认同

青年个体“逃避劳动”何以演变为青年群体的“反劳动”现象？作为社会性动物，个体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内，无法脱离群体而独立存在。群体与个体相互作用，群体特征受个体行为变化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提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当“躺平”和不劳动成为个体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式以及偷懒的借口，在群体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下，模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青年逃避劳动的个人选择经历了群体从无意到有意的模仿，选择逃避劳动的青年增多。“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4]模仿一旦开始，便呈几何倍数增加，蔓延迅速。群体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体。由于个体对相近文化群体的偏爱，往往不自觉受到群体行为的塑造。青年群体往往拥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与相近的思想认识，在“逃避劳动”时容易产生共鸣。最终，在群体模仿下，个人选择成为群体诉求，“逃避劳动”的消极做法被群体的“反劳动”现象所代替，并且原本的消极叙事在此刻转为一种所谓的“正义立场”。当青年的“反劳动”行为成为群体性选择后，青年“反劳动”现象最终形成。

三、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表现样态

青年群体通常使用亚文化符号表达自身的处境、立场与追求。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以解构式的网络流行语为话语体系，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叙事方式，塑造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表现样态。

(一)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话语体系

1.“打工人”：青年劳动职业的自我矮化。“打工人”一词最早来源于2020年B站UP主“抽象带篮子”发布的视频。该系列视频以“早安！打工人！”为开头，以另类的、黑色幽默式的加油方式，在互联网上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共鸣。青年纷纷自诩“打工人”，这种另类的自我身份标榜，体现出青年“反劳动”文化中通过自我矮化寻求群体认同的文化模因。“打工”一词本是受雇于人并赚取工资的中性词，在传播过程中，其含义演变为“背井离乡、受人压迫、工资微薄”的底层劳动者形象。青年群体将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形容为“打工”，这是青年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以此宣泄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方式。同时，将自己的职业定位为“体力劳动者”，通过“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是人上人”这类具有反讽色彩的语句，展现其职业困境与发展难题，解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传统工作伦理。

2.“内卷”：工作意义贫困下的无意义劳动。“内卷”背后是青年群体对于劳动意义的困惑和不理解。“内卷”一词最初表示超稳定社会结构下的发展停滞，在外部条件受到限制难以突破时，社会内部不断进行的无意义的自我复制和精细化的现象。这种自我复制与精细化对外部条件限制的突破和整个社会的提升没有实质性帮助。2020年，“内卷”与一些社会现象联动，引发了传播热潮，在传播过程中，“内卷”内涵也不断泛化，甚至一度到了“万物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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