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占梦文化（1）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梦的故事，皇帝梦龙，做官的梦棺（官），文人梦笔。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文人江淹，据说他少年时梦见有人送他一支五色笔，从此文思大进，其《恨赋》、《别赋》险些弄得纸贵一方。后来为什么“江郎才尽”了呢？原来他又梦见送笔之人将五色笔要回去了。这种故事很多，其真假颇值得怀疑，但这些传说至少揭示出古人的一种心态，认为梦与现实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者说，梦对现实有其预示作用。而要揭示这种联系，将神秘的预测“挑明”，就需要借助于占梦术了。所谓占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圆梦、解梦或释梦。术士根据人们梦中所见，来预测人事的吉凶休咎。占梦的历史很悠久，也曾有过较高的地位。在包括占耳鸣、占鸟兽鸣叫、占眼跳、占喷嚏等在内的各种杂占术中，占梦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因而《汉书·艺文志》中有“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的说法。

占梦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与古人对梦的迷信直接相关。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梦是人们睡眠过程中部分思维细胞活动的结果，与人的日常经验、心理需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古人还有“南人不梦马，北人不梦船”之说。但古人由于认识的局限，将梦理解为鬼神的活动，是鬼神在人睡眠时与人沟通，传达天意，指点迷津，因而在他们眼里，占梦是揣摩天意的活动，自然意义重大。

在远古神话时代，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梦应是有神性的，梦是由神安排和管理着的。由于梦是被神管理的，所以在《白泽精怪图》中，说黄帝手下有个神兽叫伯奇，黄帝专门叫它吞食噩梦，在汉代还有“伯奇食梦”（《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直到敦煌唐人写本《白泽精怪图》中还说：“人夜得噩梦，旦起于舍，（向）东北被发咒曰：伯奇！伯奇！不饮酒，食六（家）常食，高兴地，其噩梦归于伯奇，厌恶息，兴大福，如此七咒，无咎也。”伯奇吞噩梦是受黄帝神的指使。黄帝自己做梦，由于他是神，所以梦游称为“神游”。黄帝梦游华胥之国，后专称为“梦华”，有深远的影响。宋代孟元老追忆北宋汴梁旧事，写有《东京梦华录》，即取意于此，序云：“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后来发展到，因以追思往事，恍如梦境为梦华，故元代涨翥《蜕庵诗·清明游包家山》云：“辇路迷游躅，宫词入梦华。”这样看来，黄帝做梦游华胥之国，是神首次做梦，而且专有名词产生。梦既然是神安排和管理的，按神的旨意能安排相爱的人在梦中幽会。《山海经·中次七经》说炎帝有个女儿叫瑶姬，死后化为渚草，“服之媚于人”。即吃了渚草就可以为人所爱。唐余知古撰《渚宫旧事》引古本《山海经》更说：“媚而服焉，则于梦期。”意为被人爱上以后又吃这种草，就可以和想念的人在梦中相会了。这样看来，瑶姬所化的渚草就是使恋人梦中相会的梦草。到了汉代，有真正的梦草传说流传，这就是从渚草神话衍化出来的怀梦草传说。汉郭宪撰《洞冥记》卷三记载：“有梦草似蒲红色，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梦’，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夫人，因改曰：‘怀梦草’。”这是将梦神化以后的梦的传说。

同时，按神的旨意，若什么神想生儿子，就安排他的妃子在梦中去吞太阳，吞一个太阳就生一个儿子，《拾遗记》卷一云：“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为八神。”由以上黄帝、炎帝、帝喾的神话看来，原始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梦具有神性，并为神所管理着。

到了传说时代，人们考虑的梦与原始神话时代有所不同了，其时人们将梦进一步看作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渠道。最早见的人神沟通的梦，是殷代祖先商汤大臣伊尹生空桑的传说。《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此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很清楚地说明了通过梦这一渠道，将发洪水的信息告诉了伊尹的母亲，接替夏代的商代，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其梦境显然与原始时代不同。到了殷代，将梦视为人神沟通的渠道后，也就把梦视为梦的预兆（梦兆）了，梦作为前兆（吉兆或凶兆）便成立了。分析殷王的梦兆，也便成了当时国家的大政了。

西周时期，占梦术作为前兆开始形成风俗，周天子开始设有专门占梦的官员，为天子和诸侯占梦。《诗经·小雅·正月》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的诗句，《周礼·春官》有“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寤梦，三曰咸陟”的记载。占梦官因为是为天子或诸侯占梦，有进言之便，所以就有了其他官员所没有的特权。误君谗臣之事时有发生。

《左传·衰公十六年》记载，卫庄公的占梦官（占梦嬖人）向庄公之子太叔遗讨几杯酒喝，太叔遗没有给他，他就和卜人（掌卜的官员）一起向卫庄公进言谗害太叔遗，说；“君有大臣在西南隅，不把他赶走，恐怕对您不利。”卫庄公听信谗言，就将太叔遗驱逐出境。太叔遗只好逃到晋国。占梦官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占梦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周礼·春官》）。所谓六梦，即“无所感动平安自梦”的正梦，“惊愕而梦”的噩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的思梦，“觉时道之而梦”的寤梦，“喜悦而梦” 的喜梦，“恐惧而梦”的惧梦。庄子认为“梦者，阴阳之精也，心所喜怒而精气从之”；列御寇亦如是说：“此六者（指六梦），神所交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壮则梦生杀；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故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梦的认识多着眼于人的情绪（喜悦、恐惧、惊愕、思虑、愤怒等）和所谓的阴阳二气。

两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阴阳五行说的流行，人们对梦的认识和理解由表象而渐入其里。《黄帝由经·灵枢经》说：“正邪外袭，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淫于藏，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心气盛则梦喜笑，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脊两解不属；其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火焰，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则梦接，客于顶则梦斩首，客于足则梦行走，而不能及居深井内，客于股肱则梦体节拜跪”（引自《太平御览》卷397）。这种以正邪（阴阳）二气在人体部位来确定所梦物象的方法，虽有将梦这一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但它毕竟还是比较客观地看待梦的产生与所梦物象，对人们认识梦有一定的帮助，为诊治多梦及其他梦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是从人体科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