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疏友之死

　　在两段婚姻的间歇，我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大家则依旧不慌不忙地生老病死。
　　莱恩，我的一位高尔夫球老友，晚上在医院做所谓的例行检查时猝死在盥洗室里。之前他刚给自己的五金店打了电话，说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他是这家五金店的老板，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会留下一个店员看店，自己去打高尔夫球。他总是挥杆太快，把重心放在右脚，球往往窜到左边去，根本没有飞起来。不过一天中，他也会打出几记推杆入洞的好球。他总是穿戴整齐，像在表示自己对高尔夫球的崇高期望。他穿着毛茛黄的休闲裤，天蓝色的高领衫和橘红色的开司米羊毛衫。他会站在练习场上向我挥手，仿佛穿越了悲伤、失眠和道德困扰的阴云，从波士顿一路赶，而我拉着高尔夫球推车，穿过柏油停车场，轮胎擦擦作响，每迈一步，都发出怪物爪子的声音。
　　莱恩认识我的前妻朱莉娅，也很喜欢她，但他却从没谈起过这个隐私话题。他也没问过，为什么我开一小时车从波士顿过来，而不像以往那样走十分钟就来了。在那段时间，高尔夫球是一个避风港。只要我迈出挥杆击球的第一步，就能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一间宽敞而辉煌的圣殿，不必为女人和愁眉苦脸的孩子，一本正经的律师和心怀不满的老相识——整个乱糟糟的社会秩序烦扰。
　　高尔夫球自有秩序。当我们三四个人跌跌撞撞，呼朋唤友地向每个洞挺进，嘲笑彼此的坏运气，为难得一见的好球鼓掌叫好时，我们对高尔夫充满了柔情蜜意。有时，夏日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我们就会挤在一间废弃的器械室里，或者躲在一棵比它的难兄难弟还矮，还禁不起闪电一击的树下。与生俱来的紧张和因打球之乐被迫中断的不耐，在遮身蔽体的空间里，几乎汇集成一股含情脉脉的热量——在细碎的雨声中，中年男人们的气息和汗味混杂在一起，好像货车车厢里的一群牲口。
　　莱恩脸上有几块角化病留下的白斑，他正打算做个手术去除它们，以防演变成皮肤癌。谁能料到晴天一声霹雳，一场冠状动脉血栓与他打好的如意算盘不期而遇，把他整个人都从我纠结不堪的生活中抹去了？没有两片雪花、两枚指纹是相同的，没有两条心电图、高尔夫的两次挥杆是完全一样的，而我再也无法看到莱恩那信誓旦旦的挥杆了。“喂，球儿，乖乖！”他会开着玩笑，摇晃着沉下身，球习惯性地往左边平平地飞过去，然后就能听到他愤怒沮丧的叫唤（他是一位重新入教的浸礼会教徒，能骂人不带脏字），“你这个肮脏的小玩意儿！”
　　我开车去参加莱恩的葬礼，告诉他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人”，但在那冰冷荒凉的浸礼会教堂里，这句话没人搭理。华丽的穿着，基督的欢乐，满怀希望又徒劳无益的一击，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侃，在由各种不同长度和品种的草皮构成的人造宇宙里，我和莱恩的友情堪称存在的证明。它奢侈得无法捕捉，然而最终还是飞逝了。
　　一段日子以后，我在报上看到埃米.麦瑞芒小姐以91岁的高龄最终过世了，像一片枯叶归于腐朽。她为人一直颇为老派，是那些所谓新英格兰人中的最后一员，说起亨利.詹姆斯的样子好像他刚刚离开房间。她保留着詹姆斯写给她父母的信，折起展开，几乎已成碎纸条。在信里，詹姆斯曾提到了她，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而是当作一个思想日渐成熟，魅力四射的年轻小姐。她住在一栋继承而来的乡村别墅里，不得已把大部分房间出租出去，自己住的几间堆满了老古董。
　　麦瑞芒小姐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这个问题在她晚年淡化了。当年她身材苗条，容貌光鲜，翻翻一些褪了色的旧照仍依稀可辨。她的教养、聪慧和热诚，不知吸引了，也吓退了多少追求者，而在她本人看来，以她的天生丽质（其时，“纯洁”二字身价仍高，自持功夫也还受人敬佩）鸾飞鱼跃本是十拿九稳，却不料随后竟不曾有充分发展的机缘。除此之外，她的嗓音中带有一种讥讽的冷淡，行为举止中又带着某种焦躁和轻蔑。她是个聪敏的自学者，对艺术和科学上的动向了如指掌。当吃有机食品，表达政治愤怒时髦的时候，她也不愿落后时代。她喜欢年轻人追随左右。当朱莉娅和我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和青涩的面孔搬到镇上时，我们进入了麦瑞芒小姐举办的茶话沙龙，在那种不冷不热却又互相迷恋的氛围里，我们交往了20年。
　　这么说或许有点不温不火：现在我觉得麦瑞芒小姐爱我们，或者，至少爱朱莉娅。那些羽毛般轻盈的传家宝，曾经堆满后湾镇宅子的四层楼，现在则把那些供热不足、窗子明亮的房间占得满满当当。朱莉娅身处其中，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伶俐劲儿，闪耀着一种温柔如女儿的光彩。我还记着她坚定的下巴、暴露的喉节以及双肩上的光晕，它们和麦瑞芒姐妹那些老影楼照幽灵般的平滑融为一体。麦瑞芒姐妹三人，其中两人早夭，像是把她们生命的份额都传给了埃米。这位幸存者和我们一起，坐在她那金色织锦的靠背椅上，面孔毫无征兆地被岁月染成了棕色，布满了皱纹，像一个印第安人，黑色的瞳仁里也闪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残忍。“我发现她相当令人失望，”她会干巴巴地评价一位我们都相熟的朋友，或者某个已经与她的小圈子相距甚远的人，“她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
　　寻找一等一的人，是麦瑞芒小姐那代人的一种消遣。我现在想不起来，她究竟口头上认可过谁，除了丹尼尔.柏里甘神父和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她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她眼睛里晦暗的闪光突然熄灭了，于是她所珍视的下午阅读时光（当窗外的光芒消逝，桦木的火苗在镶着黄铜边的壁炉里起舞）被替换成了几小时的广播和电视。
　　在最后那几年，当朱莉娅的发音得到认可了，朱莉娅就去麦瑞芒小姐家里，给她读书——简.奥斯汀的著作，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琼.戴恩的著作以及一些普鲁斯特和莫里亚克的法文著作。朱莉娅会拿我当靶子做些练习。看着她的嘴唇撅起来，口型在读法语时变得小而紧张，像是非洲象牙面具的嘴唇，我差点就再次和她坠入爱河。
　　女人间的爱慕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动人、痛苦而又刺激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在那些乱糟糟的房间里，当暮色渐浓，茶水换成了雪利酒，白天的一页被翻过去，朱莉娅那耐心的嗓音，旋律般成为生命唯一的叹息——爱慕就在这个逐渐走向死亡的老妇人和我妻子之间滋长。我的妻子渐近中年，我们的孩子长成了小大人，在别处她的声音都无法像在这里一样被倾听。毫无疑问，在给别人读书时，朱莉娅的信心也在增加。她总是从麦瑞芒家回来给我做晚饭，看上去更加年轻而愉快，甚至勇气倍增。
　　在离婚后那段尴尬的日子里，我参加了一次麦瑞芒小姐也出席的盛大聚会。那时，老友们仍然觉得有必要邀请我，而我却无心回绝。麦瑞芒小姐此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身边一直伴着一个圆脸的年轻姑娘，作为陪护和向导。这位虚弱的老妇人，像玻璃钟里的孔雀羽毛，被放在房间一角的靠背椅上，旁边摆着宾治杯。我向她走去，她感觉到有人过来，就伸出干瘪的手，不过当她听出是我，手放了下来。“你做了件糟透了的事，”她全靠着一口气说。她把脸转开，露出鹰钩鼻子的侧影，好像我冒犯了她的视线。那个年轻陪护圆得像雷达反射镜的脸上，显出轻微的惊诧之色，但我却笑起来，的确发自肺腑：总算有个定论了，尽管不利，倒也不无宽慰。想想看，某个地方有架地震仪可以记录我们的震颤和消耗，这不也挺好吗？我想象着聚会之后没几个月，麦瑞芒小姐去世的情景。作为终结，医院监视器上显示着一条恬静的直线。这条直线带着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