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天堂制造

当他的市长。他们的大话兑现了，国家劫后余生。那座空荡荡的宝贵小教堂，连同木制的爱奥尼亚式柱子，大提琴形状的布道坛，在50年代与西区的住房一起被拆掉了。不过在那之前，布拉德和珍妮特已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到了牛顿区，并成了圣公会教徒。
　　在他们婚礼的当晚，为了取悦她，布拉德用手臂抱起她的身体，大声祈祷，感谢上帝让他们走到一起，并请求让他们一生过得富足、幸福。布拉德的祈祷获得了及时的回应，虽然在这个场合，祈祷并不能让珍妮特放松下来。每次当他表白他对她的爱，她的反应总是有点儿谨慎和紧张，好像某种危险被伪装起来，一个陷阱将要打开。
　　他们的4个孩子生下来都很健康。布拉德在4年的海军军官生涯中也毫发未损。对他震动最大的是在太平洋中部，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的布满星辰的黑色苍穹。在这些星辰下，他显得那么那么的渺小，渺小到虚无的地步。即便是“企业”号巨大的舰体——一座漂浮在银黑色海浪上的庞大建筑，相形之下也渺小得像一个针尖。然而是他在观察这些星辰，星辰对自身一无所知。在这个意义上，他比星辰伟大。只要他能思考，伴着这种奇异的氛围和静谧，宗教感便油然而生。信仰会眷顾渺小的一方。虽然他从未有过珍妮特那样会心的直觉和虔诚，但在内心深处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
　　10年后，也就是50年代中期，布拉德建议两人做圣公会教徒，因为圣公会教堂离他们在牛顿区的家近在咫尺。他们的房子是木屋顶的，开了许多屋顶窗，有许多走廊供佣人使用，但现在没有佣人了；屋顶还有一个圆形阁楼。一条狭窄的楼梯通向一间不大的圆形房间，这是珍妮特“独处”的地方。里面放了些小块地毯和带靠枕的家具，她在这儿做些钩织或画水彩画之类的事。从弧形的窗户向东望出去，可以看到约翰·汉考克大厦塔尖上的红色警示灯。布拉德无需去说他的同事和客户想成为圣公会教徒，也无需说这个教堂有更多他们想结识的人。尽管一直没有太适应礼拜过程中冗长的嗡嗡祷告声，令人尴尬的反复跪下动作，但他喜欢教徒集会的样子——穿着蓝色法兰绒外衣、头发总是剪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冬天里穿毛皮服装的女圣公会教徒，到夏天则戴不同颜色的老式宽边帽子，她们低头时就会露出后面的脖子。他喜欢珍妮特在人群中的样子——一身黑色的丝质套装，配一串珍珠项链，每一件都值一台电冰箱的钱。这是他送的结婚20周年的礼物。金钱在她手指和耳朵上闪着柔光。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战争的滋养。战后的股票市场上涨了；现在即便是管子工和杂货商也需要股票经纪人。布拉德在大萧条时代购入了微不足道的股票，战后价格已翻了一番，而且每隔几年又翻一番。
　　珍妮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教堂活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布拉德给主日学校的学生讲课，传递募捐盘，值守礼拜室，读《圣经》。这些好像是他商务活动的一个延伸。在教堂事务室、油毡铺地的办公室和更衣室这些普通教徒很少来的地方，他感到非常自在。星期日上午，他总有不乏实际的理由待在教堂。在植物生长繁茂的季节，珍妮特通常留在家里打理花园。这一点很像布拉德的母亲当年忙田里的农活。珍妮特原本优美、迷人、光洁的身体此时已变得有些结实，有些丰满了。而她的基督教徒气质，在他的想象中就如同密闭在地下蓄水池里的水，还是一如既往的清纯。在教堂里站在她身边，听她清亮的声音在唱诗中起伏，他仍然能感受到她魅力的触动。所以，在礼拜结束后散去的人群里，他下意识地用手臂搂着她的腰，只有跟牧师握手时才松开。
　　“我希望你不要在教堂里搂我。”一个星期日，当他们驱车回家时她说道，“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我不是搂你，我只是引你穿过人群。”他尴尬地说。
　　“我不需要人带。”珍妮特一边说一边跺脚，但在铺了地毯的车上，她的动作并没有达到效果。
　　在驾驶米色的梅赛德斯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布拉德意识到他们有了一次争吵，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带着热切的目光从远处审视他们自己：他们就像四色彩印广告中漂亮、成熟的情侣。他看不出画面中有什么不完美。
　　“如果我禁不住搂了你，那是因为我仍然爱你。这不好吗？”
　　“好，”她绷着脸，接着加了一句，“你肯定你爱的是我，而不是你想象中的我？”
　　在布拉德看来，这是她性格中难以讨好的一面。她表现出一个“真实”的她，一个跟他与之结合的她不同的她。如果面前不是那个闲时喝上一杯茶，沿弯曲的楼梯走进圆形斗室的女人，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那个女人消失了。哎，她还没来得及消失，他就已经到家了。两个孩子打起架来，干洗店的服务车已开到楼下的车道。珍妮特又被叫了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爱我是因为爱适合你？对于你来说爱是体现男性权力的实践？”她问道。
　　“天哪！你读了谁的书？难道你愿意我在无爱的情况下爱你吗？”他气愤地说。
　　“那样可能更浪漫些。”她用细小但清晰的声音说。
　　他明白这是表示和解的玩笑话。于是他们之间神秘出现的分歧又给抹平了。
　　布拉德成了主日学校的领头人物，往往花几个小时在教堂里谈论政治，整理弄乱的羽毛。
　　等到最小一个孩子行了按手礼，不再需要母亲形影不离的照顾，珍妮特就去做早上8点的祷告。那时布拉德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回来时经常是容光焕发，而此时布拉德还有点迷糊，宿醉未醒的样子，一边喝着第二杯咖啡，一边看《星期日环球报》。她说她不喜欢布道时有唱诗班——那令人压抑的唱诗班和弗雷德·沃瑞式的安排都没有才好。但她没有说在教堂里她享受着又做回自己的感觉，就像许多年前在波士顿时那样。在10点的礼拜中，他想念起了她，想她在身旁唱歌时那甜甜的纤细高音；又感到如当年站在身处险境的“企业”号甲板上——独自一人，孤零零的。他对珍妮特解释说，他很愿意把自己从床上拎起来，跟她一起去参加8点的礼拜，但教友会的人还是希望他参加10点的礼拜。慢慢地她平和下来，重又坐在他身边。不过，她还是抱怨布道的时间太长，唱诗班的声音太大，让人不舒服。布拉德在想，他们的儿子已变得多少有些反体制，有时也反宗教，没准儿他们的反叛传染给了她。
　　艾克做了总统，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当布拉德年轻的时候，约瑟夫·肯尼迪就是一个在波士顿金融圈子里到处饶舌的人。他是一个品位不佳又极其自负的人，挣了一大笔钱，后来离开波士顿跑到罗斯福和咋咋呼呼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内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去了。爱尔兰人和新英格兰人长期宿怨造成的分歧消失了，布拉德感到很好笑。因为以他这个中西部人的眼光来看，敌对的两大阵营很相似——都来自植物茂盛的潮湿岛屿，敏感易怒，自成一体，排斥异己，尖酸刻薄，喜欢大肆编造恶毒的故事。虽然布拉德的全部成年时光都在波士顿或附近度过，但他一直搞不懂爱尔兰人的发音，更不会压住嗓子发“a”音，把“Cuba”读成“Cuber”，“idea”读成“idear”，而那位年轻的总统在电视上把这两个词的音都发得婉转动听。
　　谢弗一家的孩子是幸运的——男孩都过了容易掉进毒品深渊的年龄，女孩子在同居成为时髦之前就已稳稳当当地出嫁了。一个男孩没有读完大学，在维尔蒙做了木匠。另一个男孩在阿默赫斯特读完了大学，然后迁居到西海岸去了。两个女儿留下来没走，每隔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