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父亲的眼泪

一些事情──老师的外号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饮摊啦，我们三年级和毕业那年演出的剧目名称啦、三年级时废物利用比赛的获胜者啦──四面八方传来答案的喊叫声。没什么能难倒我们：那时我们都在那里；而我们的另一半们──西尔维亚也在其中，为那些长期珍藏的无用知识友好地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同学，也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大家总是不时提起他。在安·马隆的问题里，他好几次都是正确答案──”威勒先生！“。
　　曲奇本，曾经因考试不及格，留过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大一岁，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会后他还很活跃，他走到我跟前，斜眼看着我，好像有强光照着他的眼睛，热情地问我，声音沙哑，“你父亲，基波──还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忘了父亲已去世多年，但还知道说“活着”就跟说“死亡”一样，不够委婉。
　　“没有了，曲奇，”我每次都这么说。“他1972年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就过世了。”很奇怪，我叫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为曲奇，一点也不觉得唐突。
　　他点点头，表情庄重，又有些疑惑，“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他说。
　　我回答说，“我也很抱歉告诉你，”虽然，如果此时父亲还活着的话，已逾百岁，还会欠下看护院一大笔钱。
　　“你母亲呢，吉姆？”曲奇锲而不舍地追问。
　　“她比他多活了十七年，”我简短地告诉他，好像我憎恨这个事实。“她是个快乐的寡妇。”
　　“她是位高贵的女士。”他慢吞吞地说，还点点头，似乎是同意自己的说法。我有点感动，他在努力回忆我母亲，毕竟，在她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中，他说的是真的。她年轻时，举止端庄，容貌秀丽。在长长的寡居年月中，母亲越来越率直，有一次，曾跟我提起，“其实不是那么美丽。”
　　我和德布在意大利时，父亲去世了。我们和另一对婚姻出问题的夫妇一同去的，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婚姻“接着运转。”我们住在佛罗伦萨的一间小酒店里，可以瞥见阿诺河，从菲索莱游玩回来后──菲索莱是古罗马露天竞技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们一时兴起，临时决定四个人去酒店楼上的咖啡馆里喝下午茶，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回各自房间关禁闭。那地方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德国人呆在一个角落里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站在吧台旁喝意式浓咖啡。即使我听到了电话铃，我也没想到会是找我的。但是服务生从吧台后走出来，走到我身旁说，“是威勒先生吗？有电话找你。”谁会知道我在这儿呢？
　　是母亲，声音听起来很小，咔嚓咔嚓的，“是吉米吗？你们玩得还好吗？我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接线员帮的忙。”她解释到。
　　“出什么事了，妈妈？”
　　“你父亲在医院。第二次心脏病发作。”
　　“情况有多糟？”
　　“哦，他坐在车里，我开车送他去的艾尔顿。”
　　“那好，不是太坏。”
　　些许停顿后她才回答，我觉得这是跨洋电缆之过。最后她说，“我不太肯定。”除了这次在电话里，我从未发现母亲的宾夕法尼亚口音原来如此重。我们面对面时，她的声音透明得简直如同我自己的一样。”他醒来觉得胸口很闷，平时他都不理会的。但今天他受不了。这里现在是中午了。
　　“所以你想我回来，”我有点怪她。我知道父亲不想给我添麻烦。我们还在乌菲兹定了明天的旅馆。
　　她叹了口气，大洋底下的电缆也劈啪作响。“吉米，我想你最好还是回来，你和德布都回来，当然，如果她要呆在那里，欣赏那里的艺术。谢克医生觉得他听到的心跳不太妙。你知道，平时要引起他的注意有多难。”
　　那时还没有开胸腔手术和心梗血管成形术，医生除了用听诊器听听心跳，开硝化甘油片外，没多少事可以做。酒店前台帮我们查了去罗马的火车，那对夫妇送我们到佛罗伦萨火车站，梅第奇教堂就在旁边，我们一直想去，而又注定没法一同去参观。在罗马，的士司机找到一间还没关门的航空公司办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办事员的礼貌及耐心，他用课本上学来的英语，收下了我们下周去波士顿的机票，转成第二天飞费城的。那时去费城的飞机更多些。我们定了夜班飞机飞伦敦，只好在伦敦耽搁一晚。在西斯罗机场远离伦敦的一侧，高楼林立，都是供中转旅客住的全新旅馆。午夜时分，我们总算住进了酒店。在房间里，我打电话给母亲──宾夕法尼亚那边正是晚饭时间──知道父亲去世了。对母亲而言，这已是几个小时前的旧闻了。她疲劳地回顾说，一下午她都坐在艾尔顿医院里，不断收到紧急报告。她说，“谢克医生说到他最后的搏斗。可怕极了。”
　　我挂上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德布。我们躺在床上，她搂着我，说，“哭吧。”虽然我觉得这是哭的时候，我哭也的确无可厚非。可我相信当时我没有哭。父亲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光了。
　　陈新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