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父亲的眼泪

有出站，父母亲猜出我们在哪里，径直开车过来而已。那时我是个堕入情网的年轻人；德布在圣路易斯或剑桥她的那种氛围里非常安心，而在我的家乡却好似迷失了自己。我没法让她不受我们传统方式的影响。她经常把事情搞砸，还无法责备她。
　　虽然那时我们还没结婚，她就已经把我的脏袜子、内裤和在她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干净、叠好后又放进她的衣箱。母亲在客房里走来走去，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变化，沉默的暴怒一泻而出，一阵阵无情的怒火堆积在她的额头上，眉峰间成了个红色的V形。愤怒在这个沙石结构小房子的每个角落、楼上楼下蔓延。我小时候住在欧林葛镇，只有有轨电车可到艾尔顿，那房子是长条形狭窄的砖石结构，有个长长的后院，所以当母亲──用父亲昏头昏脑的话来说──“在制造紧张气氛”时，我们有地方躲避。但是在这幢新房子内，我们无处可逃，夜里大家只能听着彼此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甚至在屋外，昆虫聒噪，野草丛生，有点什么动静还是逃不过她。我从小耳闻目睹，生活在她的怨气里，这种怨气来自于大人之间的冲突，她可以连续好多天一直怒气冲冲，我放学回家，或从朋友家回来，她都在生气，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的怒火又奇迹般地消散了。她的脾气伴随着我长大，就像宾夕法尼亚的酷暑期，能热死闷热排房中的老人，让街上路轨变宽，让有轨电车出轨。
　　母亲发火时，我低声向德布道歉。母亲的愠怒让餐桌旁的人噤若寒蝉，可还不止于此，她的愠怒从她的卧室蔓延到楼下的起居室。她插门锁的咔塔声像一声惊雷在我们头顶炸响。“你没做错什么，”我让德布放心，尽管我心里觉得冒犯母亲也不对，是最起码的罪过。我埋怨德布，不该将我的内衣和她的混在一起，她本该预料到这个问题，预料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她就这样。”
　　“好啦，她一觉醒来就会没事的。”这就是德布的反应，这么大声，我害怕楼上听得到。我惊奇地发现，对我母亲一浪接一浪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那么敏感。
　　我们坐在沙发旁，父亲在摇椅上修改数学试卷，意志消沉。他说，“米尔德丽德这样没什么，不过是老黑色塑胶线，毛病又发了。”
　　对他那一代大男子主义者来说，妇人之见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一切都情有可原。但对我这一代不行。这种紧张气氛令我苦恼万分。那时候母亲在后门廊附近种了一小块三色堇，但没时间打理。也许是那一次回家时，也许是后来的哪一次，一个礼拜天清晨，德布动手除草，她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当我解释说，这里礼拜天没人干活，他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德布迷惑不解地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那么敏感。
　　站在那里，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地里，就像英格丽·褒曼在《斯特隆波里岛》里一样。“真蠢，”德布说，“我父亲整个夏天每个礼拜日都在砌他的墙或忙别的什么事。”
　　“他是不同的教派。”
　　“吉姆，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懂。”
　　“嘘──，她在里面，在敲盘子。”
　　“好吧，让她去敲。反正是她的盘子。”
　　“我们得做准备，要去教堂了。”
　　“我没有带教堂穿的衣服。”
　　“穿上你在火车上穿的衣服、鞋子就行了。”
　　“呸，我才不会。我那样子看起来会很可笑。我宁愿留在家里除草。你爷爷奶奶会留在家里，对不对？”
　　“我奶奶会，但爷爷会去教堂。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读《圣经》，你没注意？”
　　“我不知道美国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吧──”我的回答肯定苍白无力，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打断我的话，“我现在知道你那一派胡言是从哪里来的了，对爸爸那么粗鲁。”说话时她双眸是那般湛蓝。
　　我很没面子，不过又很激动，因为发现居然可以反抗我母亲。结果，德布留下来陪我祖母，她得了帕金森症，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我对威特华斯牧师的粗鲁遭到了报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外孙女──在她的路德教派的祖父母家施洗时，采用的却是唯一神教派家庭仪式，威特华斯牧师小小嘲弄了一番“圣水”──水是从我们自家的泉眼里取的，这口泉位于房子的下方，跟佛蒙特州的不同，那里水是在房子上方的。母亲在那一天都板着脸，很不高兴，一提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凯瑟琳，就说“没受过洗礼的孩子。”另外三个孩子都出世时，我和德布已搬到马萨诸塞州，那是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基纹短袖我最喜督教公理会，算是一种妥协吧。
　　我们身处圣水之中，世上的水皆为圣水，圣水乃生命之母。从波士顿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习惯性地坐在飞机的右手边，但那天，我却坐在左边。像是对我的奖赏，上午十点多时，康涅狄格州水面上──不是那些大河或大湖，只不过是些小塘、小池而已──阳光反射过来，水面跳跃闪烁的光芒有几秒钟向天空直射入我眼帘，银光闪闪的。那一刻，父亲的泪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所以我看到了。他去世后，我和德布也离婚了，为什么会这样，很难说得清。用爱默生的话说，我们的沸点不同，而一个与我沸点相同的女人出现了。那次我给德布拍的快照，裸体的，离婚时她声称那是她的。可我觉得它们是我的──因为是我照的，她却说身体是她的。
　　我们离婚后，母亲跟我说起父亲，“从你第一次带她回家开始，他就为你们俩操心。他觉得对你而言，她不够温柔。”
　　“他太在乎什么女人味了，”我说，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说的。死者的话无法对证。
　　虽然是我想离婚的，可我总习惯性地为德布辩护。在我高中同学聚会上，同学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我第二任妻子时，我很吃惊。这倒是真的，西尔维亚真的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而德布却羞于这样做。那时德布觉得尽管每隔五年左右我们要聚会一次，他们不过是我从前的一部分，是我已抛在身后的东西。而西尔维亚呢，在我一把年纪时才认识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宾夕法尼亚，那里是我最珍视的自我的藏身之所，无论我审视它的次数是如何之少。最近一次聚会，是第五十五次，可能会让德布很沮丧──所有人都几乎七十出头，大部分人就在离他们出生地不远的县里过了一辈子，甚至就住在他们儿时的房子旁边，半独立屋内。有些人是坐着轮椅来的，有些病得太厉害，无法开车，只好由他们已到中年的子女开车送过来。聚会节目表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从前的班花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和普通人一样，借着心脏起博器、塑胶护膝才能行动，在父辈们早已体谅地去世的年纪，我们才退休，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但我们却不是那样看自己的，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瘸了、老了。我们看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同样圆圆、新鲜的脸、同样的圆耳朵、长睫毛大眼睛。我们听到小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愉快的尖叫声，高中舞会上，体育馆里蓝色射灯荧光闪烁，诱人的萨克斯风，本地摇摆乐队喑哑的喇叭，演奏着小夜曲。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小镇才有的简单淳朴，大萧条也没有改变它，世界大战的炸弹也从来炸不到我们这里，尽管这里也实行食品配给、尽管我们也有玩具坦克、也进行空袭演习。以前的竞争对手重燃竞争的硝烟，很快又搁到了一边。老情人一度旧情复炽，然后归于平和的温情，博爱中去了。我们的班长，亲爱的安·马隆，一头浓密的栗色卷发现在比洗得发白的衣服还要白，当她拿着麦克风，考考大家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