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节

苏联战胜法西斯的时候，正是斯大林集权在握的时候。斯大林的拥护者们说，必须看到他作为历史人物的正反两面。我在发表于苏联经济改革年代的文件中读到：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仅同样可以取得胜利，而且不必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因为在“二战”爆发前不久，斯大林曾对苏联军队高层展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清洗：5名陆军一级指挥员中有3个被杀；10名二级指挥员全部被杀；57名军长中50人被杀；186名师长中154人被杀；16名一级和二级军代表全部遇害；28名军政委中25人被杀，64名师级军代表中58人被杀，456名团长中401人被杀。

当我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披露的史料数据在《活力》上发表出来之后，那些表示不满的顽固派们争相回击。读完我那篇关于改革中的罗斯托夫中学的报道后，狗子还颇有微词，连我的球友贝蒂也觉得我的立场有问题。而现在，我更成了一个胆敢批判革命领袖斯大林的罪人。本来我还希望哪天能和贝蒂相好一场，结果在这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我和她打招呼时，她只丢下一句话：“我只当没你这个人。”她的话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政治观点上的分歧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私交，朋友常常顷刻转为仇敌。我对面的狗子搬到另一张办公桌去了，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要是每天让我对着一个叛徒的嘴脸，我非吐了不可！”。虽然我和他在以往有过一些不快，但从此失去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旧友，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在我们的关系破裂后，他恐怕比我还难受。对于他来说，党员就如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我抱有的那些危险的新观念破坏了他的大家庭。

好在还有其他同志，他们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和鼓励。西德团中央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他们大胆支持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新思维”。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联合会－－“斯巴达克学生同盟”的成员也同样如此。但在西德共产党高层和地区领导当中，拥护旧思想和民主德国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占了多数。

我对未来满怀期待：共青团已经旧貌换新颜了，接下来就轮到党组织了；苏联改革了，接下来就轮到民主德国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风潮将席卷全球……

桑迪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一定像我一样在为苏联传来的消息欢欣鼓舞，在为倡导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而努力工作。

“环保”运动向来被视为阶级斗争次要战场上的内容，如今它却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团中央发起的环保号召并非如贝蒂批判的那样，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废话，那些措辞也绝非出于疏忽大意的错误表述。我在《活力》上发表多篇文章，猛烈抨击汽车这种环保杀手，并且预言说：“在未来，汽车最终将被自行车取而代之。”

“妇女问题”也成为了新的斗争焦点。在此之前，劳工青年团一直对女权主义拒不接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理论”。宣传册子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当女权主义者们还在为平摊家务喋喋不休的时候，民主德国早已领先一步废除了‘家务劳动’这种东西，根据新的‘五年计划’，全国将新建128个餐馆……”不过，我们这些在共青团工作的人对这种欢欣鼓舞背后的原因再了解不过：在民主德国，人们到外面吃饭非排长队不可，因为餐馆少得可怜。

我为《活力》报道在一家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汉堡“革新派”会议。会场中心高悬着红色的横幅，上面用彩笔赫然写下的主题让人心惊肉跳：“每个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表述，就好比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有关“工人阶级日益严重的赤贫化”的说法一样，乍看上去在联邦德国并不成立。在爱莉丝之后，我还交往过好几个女友，再也不是无欲无求的木头人。我还曾趁夜晚四下无人的时候，在僻静的人行道上向女友求欢。但我始终坚持一对一的两性关系，而且如果女方不同意身体接触的话，我连碰都不会碰她一下。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强奸犯有什么干系。自认为是局外人的我在靠墙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会场中间围了一圈人，大概有二十几个，他们都是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