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这次会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当时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则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阿克森率领。这天晚上，两个人在汉堡的台尔曼纪念馆碰到了一起。

叶利钦似乎对台尔曼的青铜半身塑像没什么兴趣，他一直在和其他苏联同志讨论着什么。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的干部在大声宣扬“泰迪熊”台尔曼的种种英雄事迹。叶利钦此时考虑的是切尔诺贝利，而德共中央领导人阿克森则认为，关于核电站事故的报告是“帝国主义阶级敌人策划的一个阴谋”，对这种批评共产党人应当不予理会，“重新回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

叶利钦和阿克森争执起来。一旁的翻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阿克森开始试着用俄语发表意见，叶利钦的嗓门也越来越高，他用德语大喊“闭嘴”、“狗屎”，同时一把夺过台尔曼纪念馆的访客留言簿，在玻璃陈列柜上猛敲了几下。我感觉，人高马大的叶利钦就要朝矮个子阿克森扑过去了，但他只是用他的大手推了对方一把，然后扬长而去离开了纪念馆，去接受《每日新闻》记者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采访。

共产党人之间如此激烈的矛盾冲突我还从未见过，而且它居然发生在苏共和德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间。要知道，在这之前，两个国家一直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我的耳边不由响起了狗子的那句话：“要出事了。”

在远东，国际局势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多年彼此仇视的兄弟国家，自戈尔巴乔夫上台起又开始了重新对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内大力倡导改革。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毛选”的那个时候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就成了我的梦想之地。共产党人相互之间的龃龉争斗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焦虑，我希望东欧与中国重建友好关系，缔造一个更加强大的革命阵营。我的梦想是以《活力》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报道在那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尽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却从未放弃过努力。我贪婪地阅读每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向德共高层传达我的意愿。身为一名革命干部，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践之前我必须征得党的同意。

几周以后，我在德共波恩市委办公室得到了接待。接待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绰号查理的卡尔-海因茨·施罗德。施罗德与我亲切地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对我干部人事档案里的履历很是熟悉，包括我在青年大学的成绩，学校评语，我的专长，我“在意识形态方面潜在的错误倾向”等等。

“下面这件事你必须守口如瓶：赫伯特接到了一份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领导低声说 “西德和中国交恶已经快三十年了。为了探明局势，我们要在首脑去访问前，先向对方送出和平鸽。”赫伯特是指当时的德共中央主席赫伯特·米斯。

我毕恭毕敬地听着，对“和平鸽”的意思心领神会。看到领导对我如此信任，我不由产生了一种深受器重的感觉。但同时我的心情也一下子黯然了许多，因为这说明只有在国家首脑访问后我才有可能以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

过了一会儿，领导继续说：“你是记者，是共青团的代表，所以由你来作为和平鸽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