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做专栏的时间已久，我俨然成了“斯大林主义米老鼠”的性爱教皇，而我的同行竞争者－－《BRAVO》杂志的索默尔博士大概根本没有察觉到与之抗衡的左派杂志正在茁壮成长。《BRAVO》的性爱专栏着重进行性启蒙教育，多以谈情说爱的小故事来取悦读者，还少不了配有讲解性爱技巧的插图。与此不同的是，《活力》是以社会主义性观念作为性教育指导方针的。不过，斯大林米老鼠在推广这种观念时并没有听上去那样严格。早在1968年，劳工青年团的创立者们就曾参加过呼吁性解放的大游行，高喊“只有僵化腐朽的人才会与同一个人上两次床！”这个口号确实不大符合A.F.希施金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里所倡导的精神。在这本书里，连男女婚前牵手的行为都被视为腐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堕落现象，遭到了唾弃和鞭笞。在创办《活力》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两种立场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即使在婚前亦可以享受性趣，但前提是两性关系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爱情基础上，而且恋爱双方必须相互平等。作为劳工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活力》在有一点上相当前卫，可以说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运动中独树一帜，那就是：根据我们对性爱的理解，同性恋也属于可被接纳的范围。

为性爱专栏做采访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青年团员们都很喜欢《活力》这本杂志，每当我在派对上与身边的青年们攀谈时，面对我这个记者他们总是有问必答，乐于吐露心声。相比伴侣间的讨论，人们甚至更倾向与陌生人谈论自己的私人问题。我习惯于让受访对象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经验，而不是以记者身份指指点点。我会从采访素材中挑选出一些例子，它们都十分符合经过修正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我们的杂志更青睐于刊发年轻女孩对两性问题的观点。来自盖沃尔斯贝格的戈比认为，人们应当警惕所谓的旅途恋情，她说：“如果你明确地知道这根本维持不了多久，那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好！”

另一位采访对象贝贝尔曾经和很多男孩有过一夜情，如今她感到很后悔：“如果有人认为我床上功夫很棒，这种赞美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性爱只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对一段关系的真正期望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个对我其他方面也有所要求的男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因为和他交往而变得更加成熟自信。”

汉堡女孩米克向前男友的现任女朋友透露说，自己实际上还与他保持着性关系，她的做法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争论。米克说：“我写信告诉她：‘他把我们俩都耍了，这个家伙一脚踩两船，你出去度假不在家时，他就来找我……身为女人咱们俩应该联合起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起先，我在《活力》单独占有一间办公室，我对面的办公桌一直是空的。几个月后，它被一个新同事占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竟然是“狗子”卡勒·马什曼！他真是一条甩也甩不掉的恶狗啊，我厌恶地想。原来，组织上把他从艾森的鲁尔区团委调到多特蒙德的团中央来工作了。他十八岁时曾加入联邦国防军，为的是“听从党的安排，从内部瓦解敌方部队”。而我当时则是从医生那里开了一张“身体状况不适合服役”的证明，结果不仅被视为逃避为国效力的懦夫，更被党组织当作了不可信赖的投机分子。凭借作为义务兵的经验，狗子本该在国防军内部领导“反军事化的革命工作”。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组织上规定：西德团中央的任何正式成员都不得在国防军内部组织抵抗斗争。所以，这位革命干部只好选择了充当《活力》杂志社军事问题顾问一角。

事实上，我和狗子之间打学生时代起就建立起来的交情早就一干二净了。狗子后来一直在鲁尔地区州团委的男性干部圈子里活动，那个圈子里的人只崇尚三样东西：权力、酒量、摆男人架子－－再也没有比《活力》上建议的那些和风细雨的两性相处之道更让他们不屑的了。团中央的女干部们还在一份内部文件里对“鲁尔区的大男子主义者”提出过警告。但州团委里总有那么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同志狂热地崇拜狗子他们，俨然是把这些四肢发达的猪头当成了恩斯特·台尔曼或者切·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