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紧接着进来两个黑人。这两位非洲同志也许是我们未来的同学呢，我心想。胖民警马上声色俱厉起来：“请二位出示‘旅行证明’！”他本可以用国际通用的“护照”一词，这样的话那两个黑人朋友就不至于摸不着头脑了。见他们没有反应，民警提高嗓门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拿证明，快点！”见此情景，我自告奋勇要给他们充当英语翻译，不料那位民警训斥我说：“请不要多事！”

卡勒和我面面相觑。我们心照不宣地想到了同一样东西：种族主义－－难道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搞种族歧视？这可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在我们的概念里，种族主义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民警终于允许非洲客人坐下，他自己则扬长而去。我不由抱怨道：“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在团中央工作！”

卡勒说：“他今天大概心情不好。”

这句简单的解释更让我恼火，我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呢：“列宁早就说过：改变经济制度是容易的，改变人的意识却很难，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担负起党的领导职责。”如此一来，完好无恙的社会主义世界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建立起来。

没过多久，安德里亚、彼得和乌里克到了。他们几个分别来自汉堡、奥斯纳布吕克和杜塞尔多夫，在多特蒙德的预备会议上我们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大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而接待我们的大个子留着小平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年纪看上去都足够当我们的父亲了。他自称弗里茨，是我们未来的班主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要远远胜过我们熟知的那些“教书匠”。他是我们的同志，穿着朴素的毛衣牛仔裤，对我们以“你”相称，亲切地询问近来西德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一路跟着他来到办公大楼的食堂，在这里见到了艾尔克女士，她介绍说自己在共青团中央负责“对西德方面的外联工作”。艾尔克虽然并不年轻，却穿着入时，待人随和，看上去颇像一位气质不凡的作家，当然她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革命者。共青团竟然让这些上了年岁的干部来领导，这让我很是不解。但艾尔克的热情很快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在团中央的食堂里，我们头一次品尝到了所谓的“混合咖啡”。东德的咖啡供应不足，通常要掺上麦芽咖啡作为代用品。对这种日常生活里的小小不适我倒并不介意，与面临美国中子弹威胁而命悬一线的全人类的生存相比，这些问题简直是轻如鸿毛。“我们把这种咖啡叫做‘埃里希加冕’。”弗里茨的玩笑让团中央的女干部也忍俊不禁。只有被提到的国家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居高临下，从巨幅画像上朝正在围坐享用“混合咖啡”的我们投来严肃的目光。东德的人也挺幽默呢，我心想。这使我对自由青年团产生了几分好感。唯一让我不悦的是，在青年团的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用餐，团中央主席克伦茨和其他高层干部却在另外一个食堂。尽管无从对这两个食堂的伙食待遇加以比较，我依然认为这绝对是违反原则的。难道正如东德的左翼批判人士所断言的那样，在东德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班主任弗里茨宣布说，他将为我们五个从西德来的年轻同志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列哲学课程；另外的教师会给我们传授其他革命知识。“首先，你们将在这里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弗里茨说，“到目前为止，在代表团里你们只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从今天起你们将会了解到民主德国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