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尽管如此，当我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连接东、西德的那条狭窄的过境通道等候检查时，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检查护照时，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只会讲英语，我听到岗哨上的东德边防兵在用德语对他骂骂咧咧。那个军官对我会是什么态度呢？我的心里不由得更加七上八下。

轮到我了。卡勒示意让我先来，为了不在他面前示弱，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一颗心怦怦乱跳。我出示了自己的护照，里面没有签证。我紧张不安，听到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魔咒－－“我是被接、接应的。”边防警瞥了一眼护照上的名字，脸上的表情霎那间由阴转晴，他笑容可掬地说：“同志，热烈欢迎您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然后从登记簿里拿出一张准备好的单页签证，而没有在我的护照上加盖过境章－－这样一来，我回国的时候敌国（也就是联邦德国）的边防警察就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东德待过一年。此刻，那位友好的同志朝我眨了眨眼，把我的证件递了过来，临别时对我说了一句“祝你取得最大战绩！”这种祝福我还是头一次收到。在德意志土地上的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我们坚信它绝不是最后一个－－卡勒也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

当我们走下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楼梯，踏上东德领土时，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生活。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味道将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伴我左右。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的滑雪衫，对卡勒说：“我的衣服也沾上这个味儿了。” 我们两个都笑了。乘着民主德国国家铁道部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德。

这里虽然没有西方那种五光十色的繁华，但一贯对消费社会抱以鄙视态度的我并不感到遗憾。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那些宣传反共思想的敌方言论也把我推向共产主义：在东德买不到香蕉，在东德买一辆汽车要等上十年－－与那些“大问题”相比，凡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不足挂齿。在这里，掌握政权的不是昔日的纳粹余孽，而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东德的环境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之前我曾经对东德做过一周访问，当时是和代表团随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即民主德国的共青团组织－－为我们这些西德同志安排的活动。

火车站的报亭挂着《新德国》，还有共青团办的杂志《青年世界》和《新柏林画报》。“幸好这儿没有《图片报》！”我说。卡勒点点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1968年反对《图片报》的游行示威，没能加入高喊“打倒施普林格”的愤怒人群。但我们却读过君特·瓦尔拉夫的《头版头条》。作家瓦尔拉夫以通讯员的身份化名潜入《图片报》编辑部，揭穿了媒体的谎言；我们也熟悉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书中无辜的女主人公正是被一家类似《图片报》的媒体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自由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多少价值，“报禁”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进步。

为了避免西德的边防警察找麻烦，我们没有把路线指示写到纸上，而是记在了脑子里。从火车站出来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右行，然后在菩提树下大街朝右拐，便可径直来到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总部。我们找到了菩提树下大街36至38号的一栋五层的钢结构建筑，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眺望勃兰登堡门。拥有两百万青年团员的庞大组织就隐藏在这栋办公楼的窄门后面。楼里的接待大厅小得就像是牙科诊所的门廊。一位身材肥胖、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民警亲切地招呼我们，答应说马上“通报”，一边拿起电话听筒低声咕哝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