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当我焦急不安的时候，一辆车在我面前戛然而止。开车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留着时髦的短发，浓妆艳抹，衣着大胆。当时的我还只是个不起眼的毛头小伙，毛线衫下面套着已经褪色的旧T恤，下身是再普通不过的条绒裤，脚穿一双破旧的球鞋。我个头一米八，人却瘦得像麻杆一样，简直可以在电影里扮演瘦骨嶙峋的集中营囚犯，脸上还长着雀斑，蓬乱的头发盖过耳朵，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傻里傻气的眼镜，无论从哪一点看，我都绝对不是一位时尚男士。但眼前这个女人却似乎对我这样的青涩男生格外偏爱，她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肆无忌惮地放到了我的腿上。我嫌恶地把身子挪开，心想：这个资产阶级臭女人，难道想老牛吃嫩草不成！她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回斯陶芬，她都可以送我。我谢绝了。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去见卡勒，我的领导和朋友。

和我不同的是，卡勒并非“小知识分子”（提起知识分子他总是满脸的不屑，而且总要在前面加个“小”字），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匠。他长发披肩，模仿列宁的样子留着一撮小胡子，还总穿一条鲜红色的裤子，号称这样显得更有革命气质。在学生聚会上，我总是暗自躲在一隅，怯怯地旁观别人谈情说爱，而卡勒则全然不同，他是个能把很多女人－－当然只限于志同道合的团员同志－－拥入怀中的调情高手。得逞后他总会问那些姑娘：“和领导在一起感觉如何啊？”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女朋友玛尔格特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省钱，卡勒平时住在父母家里。为了防止别人偷听，我们俩撑着伞、冒着冷雨走在他们家的园子里，边走边谈。“今天我要和你进行一次干部谈话。”卡勒说，“亚德里安，你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考虑的？”

我愣住了，原来卡勒是要和我商讨我的政治前途和未来职业。我可以向他道出自己心怀已久的那个梦想吗？我还从未对人吐露过这方面的心声。

迟疑了片刻，我说：“三年前我就入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党员。”（我是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你、你知道，我、我一直很积极。”平日里，只要一紧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结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也许正是因为结巴，所以每到上体育课的时候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球队，这让我觉得总是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可在共青团里不一样，卡勒和其他人都很接纳我。我鼓起勇气，继续说道：“当然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同志，选派哪个人，必须由党来决定；不过，坦白地说，我、我真的很、很想……做专、专职的……”我指的是那些在我眼里非同寻常的专职干部，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是团员中的骨干、党的精英，是伟大的职业革命家。

我居然在关键的时候犯了结巴，真是丢人……但我实在无法克制内心的紧张。我心里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恐怕革命烈士们都要被我从坟墓里惊醒了！这不是到电信局去做学徒，想申请就申请的，这不是兼职－－这是天职！而且安排天职的人只能是党，而不是随便什么人。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既然我和卡勒很要好，为什么不能和他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呢？况且他自己也说要和我做一次干部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