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歌（12）

高红十：延安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周总理心里还是有分量，他最后一次到延安去的时候，说这个延安还不如当初的大生产的时候，至少老乡家还有一缸小米，一缸酸菜。听说现在很穷，很差，总理觉得很对不住老区。

1970 年3 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到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 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 年才15 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 年3 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道：“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 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1970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本身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三四十元的工资变为19.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

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小工厂、新建的厂虽然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又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高等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应当多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

这一年，是高红十插队落户到延安的第二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这些知青并未真正融入农村社会。而农村繁重的劳动以及单调乏味的日子，也让知青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和牢骚。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各地的知青均出现程度不同的偷窃、群殴、赌博等行为，陕西知青也出现了频繁的打架斗殴的事件，知青与当地村民的冲突越来越多。

高红十：有打架斗殴的，还有发山洪窑洞塌了，死了一些人。另外再就是， 肯定有很多不满意的人，给家里写信，就是觉得很沮丧。觉得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却恨不得让我们走。

延安知青和村民们的冲突，给当地的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也极大地破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延安这种不安定状况很快就传到了中南海。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注下，国务院专门制定了针对延安知青的《二十六号文件》，同时从北京抽调干部到延安，做安抚和管理延安知青的工作，争取做到每个有北京知青的村庄都配备一名北京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