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两封信（1）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

苗振亚

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经过漫长的三十年，1978年的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有两封信却与1978年紧紧联系着，总是忘记不了。一封信，是别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封信，是我改变了别人的命运。

先说第一封信。

1978年5月，收到诗人刘祖慈的来信。信中谈了两件事，一是我投给《安徽文学》的一组短诗，已经用了出来。二是问我愿不愿意到《安徽文学》去工作，愿意的话，就把随信寄上的个人履历表填一下，尽快寄回。

这两件事，放在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放在1978年，意义就非同寻常。那时，一个省只有一家文学刊物、一家报纸，能够让文字变成铅字，已经像范进中举一样不易。能到《安徽文学》工作，我是想也没敢想过。

当年，《安徽文学》是一家声誉很高的纯文学刊物，这里有江流、苏中、刘祖慈等几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在主持编务，所发作品不断因思想解放、突破禁区而在全国产生影响，发行近二十万份，想到这里工作的人不知有多少，怎么能轮上我呢？我在文学创作上默默无闻，又做着文学行当以外的工作，与省里的文学圈也从无来往，认识刘祖慈，也只是我四年前做乡村医生时，参加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活动，与省里来的一行作家诗人有过一面之缘。以后我给刘祖慈投过几次稿，他等因奉此地回了几封信，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此，调我去《安徽文学》工作，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几番周折，我在第二年夏天走进《安徽文学》编辑部，似乎感到动荡多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工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来话长。我1964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乡村参加两年社教工作，然后去省委宣传部办的《江淮评论》工作。可是，未等社教结束，“文革”开始了，宣传部被砸烂，《江淮评论》撤销，我只有等待重新分配。当时，最有可能的去向就是到中学教书，可是，那时的城市中学纷纷下迁农村，不久，又听说农村中学以后都要归大队管理，不发工资，只记工分，让我对前途感到十分无望。由于我对中医一向有兴趣，面对不可捉摸的前途，我决定，一边努力自学中医，一边向省里有关部门申请改行。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到什么时候，行医看病，总能有口饭吃吧。经过多番努力，我终于来到一家公社卫生院。“文革”后期，芜湖地区卫校恢复，缺少中医老师，我于1975年从乡下调到这里。我就是从这里调进《安徽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