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债的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的时候，戴着礼帽，夹着皮包，女儿李宁一开门不认识，赶快把门关上，给祖父报告说：“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记者：上面说到，革命战争时期，您父亲跟家里长时间隔离，甚至很多年没有音讯，家里什么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

李力：长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信用暗号，我父亲有时写信回来，上面就是“商店经营得怎么怎么样了”这些暗号。我母亲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但是长征以后联系就断掉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有点眉目了，父亲给家里写了封信，他说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过去养胡子，所以叫他“胡公”。这时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没有死掉，但是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抗战初期探过一次家，当年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弟弟妹妹岁数都比较小，作为长女，隔了这么多年再一次见到父亲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那年父亲回了一次家，是路过。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戴个礼帽，穿个长褂。那时候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要债的，我祖父怕这些，所以我看到来人，就告诉祖父说要债的来了，我祖父就往楼上跑。后来我父亲就说：“我是克农啊！”我祖父听到他的声音就下来了，见到我父亲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祖父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不能留点钱给我们？”因为看到他是坐着汽车回来的嘛，那实际上是办事处的车。我父亲说：“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这个皮包还是公家的。”祖父说：“你不是在共产党里当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只为人民办事情，不是为了钱的。”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说：“不要钱，你走吧。”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