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妻子四个字

李克农离家在外杳无音信多年，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赵瑛的肩上。他们曾经几次生离死别，在一生不渝的这份感情中，做妻子的承担了更多的苦难。李克农对妻子存有敬意，一次在儿子的婚礼上，他竟因此哭了出来。

记者：能谈一谈您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吗？您的母亲赵瑛与您父亲可以说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患难夫妻，据说您父亲对她有一个很高的评价。

李力：我母亲是有文化的人，受的教育和我父亲差不多，她上的南京师范。那时刚刚推翻满清政府，女孩子上学是很少的，很不简单的。我外祖父家里开照相馆，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就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老人的思想还比较开明。我父母1917年结婚，婚后我母亲就没有再继续上学。

我父亲本来是在芜湖县国民党的县党部负责宣传，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时候比较活跃，在当地是个比较出名的人。他创办了民生中学，当校长，这个民生中学就是给那些被教会和学校开除了没地方上学的学生办的中学。

记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共产党员，您父亲遭到通缉，据说还是您母亲帮他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您能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吗？

李力：我们隔壁的一个布店，晒了很多布，我母亲帮他从那个阳台上拽着布条跑下去，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我们家都被抄了，父亲从芜湖逃到长江的北岸一个叫裕溪口的地方，在那躲着。他，还有一个钱杏邨，就是阿英，还有王绍春，这几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员待不下去了，都跑到江对岸躲起来了。结果敌人发现了，要派兵抓他们，我母亲怀着孕，冒着危险，弄了个小木船，抢在敌人前面通风报信，让他们转移走了。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后来父亲转移到了上海。

记者：据我所知你们家是个大家庭，您父亲离开家之后，家里靠什么生活？那时候你们家有什么收入？

李力：父亲走了以后没有消息，母亲在家里很困难，她就当小学教员，挣几十块钱工资，养活一家人。我们家有十几口人，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以外，还有祖父祖母，另外还有二叔、三叔的两家。我祖父原来有工作，后来失业了，就靠家里的房子收一点房租。

记者：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家里知道吗？

李力：1930年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是个股长。如果没有家属，人家不相信，说你这么个官，连个老婆孩子都没有。为了工作需要，他从家乡把我母亲和我的哥哥、弟弟接到上海，在特科做掩护。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父亲立刻报告党中央迅速转移。他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家人，钱壮飞的夫人姓张，就让他们赶快转移，回过头来又想通知家里，走到胡同一看，不行了，进不去了，所以只好回过头就走，我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

记者：后来您母亲带着孩子又回了老家，实际上从此又是一家人杳无音信。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你们全家的日子是不是也过不安生？

李力：我们小时候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一天到晚叫共产党“土匪”“猪毛”。那时候，到处都是反对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言论，什么“共产共妻”，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了，报上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有母亲在，当地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相信。所以从小国民党的宣传对我们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对共产党就觉得很好奇，知道共产党是好人，不像国民党宣传的样子，但是共产党到哪儿去了，父亲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记者：实际上是您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在那段岁月里，母亲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李力：我母亲一直很坚强很刚毅。父亲是共产党，她当时是“反革命家属”，但是她不卑不亢。1940年我母亲才正式入党，在这以前，她不给我们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过继给外祖父家了吗，有时我回家去跟我母亲睡到一个床上。睡觉醒来，母亲还在那儿给学生批改作业，要不就是缝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里有祖父、祖母，按照旧式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个媳妇只能在旁边给人家盛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靠我母亲，我祖父对她很尊重，他叫我母亲不叫名字，叫赵先生，但是我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二婶、三婶不上桌吃饭，她也不上桌吃饭。等我们吃完后收拾了，和她们一起到厨房里吃饭。

记者：您父亲有没有表示过对您母亲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时候，我弟弟结婚，在朝阳门那儿请了一些人吃饭，我父亲讲话，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我对不起赵瑛同志，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很难受，我们也很难受。

记者：您母亲在世时是不是也经常跟子女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

李力：我母亲从来不说受过的苦，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个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

所以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送给她四个字：母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