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