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彭京华是彭德怀二弟，1937年在兄长的影响下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40年，彭京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女儿彭梅魁成了烈士遗孤。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当初，您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您伯伯彭德怀的影响？

彭梅魁：对。1937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1938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1929年出生的，那时八九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4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1940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20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父亲被抓走后，梅魁的母亲一度精神崩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幼小的梅魁用稚嫩的双肩撑起家庭的重担。

记者：自古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家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您是不是早早地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彭梅魁：我父亲被拖走了以后，妈妈整天站在大门口，往北看，谁喊她她都不理，也不跟人说话。家里的事情她也都不管了，后来我爸爸的尸体被找回来了，她就跑到山上，到坟前去哭。再后来我妈妈得了精神病，你喊她，她不知道，你哭她也不知道。我那时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