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大法官法庭英语”开始被当作“官方”的权威语言。“我”（I）代替了“Ich”，“这样”（suche）代替了“sych”和“sich”，“正确”（righte）成为“right”。印刷术发明之后，拼写进一步固定下来，同时伴随着元音大推移，即英语的发音出现了系统变化。没有人明确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但是布莱格给出的例子表明，“我将我的船命名为皮特”（I name my boat Pete）过去可能说成“ee nahm mee bought Peht”。[3276]

所有这些都是自信增加的标志，1611年出版的以威廉·廷代尔译本为基础的钦定本《圣经》的伟大创新就是这样一个标志。在这里，我们看见形成过程中的现代英语，包括其诗歌和形式：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英语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新词：竹子（bamboo，马来语）、咖啡和凉亭（coffee，kiosk，土耳其语）、酒精（alcohol，阿拉伯语）、咖喱（curry，泰米尔语）。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对古典作品的兴趣复活了许多希腊和拉丁词，如骨架（skeleton）、声门（glottis）、喉（larynx）、温度计（thermometer）、寄生虫（parasite）、肺炎（pneumonia）。这些词的使用引发了所谓的墨水瓶之争。墨水瓶是一个盛墨水供笔管蘸墨的角质小罐，它后来指代那些喜欢造新词、卖弄古典学问的人。争论渐渐消失了，不过虽然我们仍旧在使用上面提到的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词还在使用，例如“使疲劳”（fatigate）、“造窝”（nidulate）、“阻碍的反面”（expede）。[3277]莎士比亚是这场复兴的一分子，他是第一个使用大量新词的人，无论这些新词是不是他发明的。现在有很多关于莎士比亚英语的著作，不过我们从其戏剧和诗歌中发现的新词可能包括：猥亵（obscene）、厚颜无耻（barefaced）、了无光泽（lacklustre）、少不更事时期（salad-days）、从我的心眼看（in my mind’s eye）、相比愤怒更悲伤（more in sorrow than in anger）。不过，莎士比亚也使用了一些行不通的词：覆败（cadent）、扭曲（tortive）、嘲笑（perisive），甚至恐惧吓怕（honorificabilitudinatibus）。[3278]

美洲的新景象和新民族激发了许多新词或说新颖的造词，从“山脚”（foothill）、“峭壁”（bluff）、“分水岭”（watershed）到“驼鹿”（moose）和“小门廊”（stoop）。然后是“擅自占据空房子的人”（squatter）、“浣熊”（raccoon，一度拼写为rahaugcum）和黄鼠狼（skunk，一度拼写为segankw）。熟悉的词合在一起表示新的事物和经历：牛蛙（bull-frog）、响尾蛇（rattlesnake）、征途（warpath）。有些词的传统意义在新大陆发生了改变：lumber在伦敦是垃圾的意思，但是到了美国就变成砍下来的木头。诺亚·韦伯斯特撰写的畅销书《美国单词拼写课本》在新大陆的销量仅次于《圣经》，它激发了美国人对于拼写的热情：今天，当英国人吞着音说“墓地”（cemet’ry）和“实验室”（laborat’ry）的时候，美国人发出的音是完整的cemetery和laboratory。[3279]正是韦伯斯特略去了“colour”和“labour”中的“u”，去掉了“traveller”中的一个“l”。他说这些是不必要的。他把“theatre”和“centre”改成“theater”和“center”，这样更清晰，就像“check”代替“cheque”一样。“music”和“physic”后面没有了通常的“k”。[3280]边疆的开垦带来了更多的印第安词：“玉米”（maize）、“美洲山核桃”（pecan）、“柿子”（persimmon）、“平底雪橇”（toboggan），不过“美洲落叶松”（tamarack）和“干肉饼”（pemmican）不怎么流行。穷人乘着用称为“riff”的桨划行的筏（raft）向西航行，这些人就称为“乌合之众”（riff-raff）。“踢皮球”（pass the buck）和“责无旁贷”（the buck stops here）来自西部的扑克牌游戏。“buck”起初是一种用雄鹿角做柄的小刀，递到谁手中就表明谁有发牌权。[3281]“OK”或“okay”这个英语中使用最多的词，据称具有许多种词源。乔克托印第安人有一个词“Okeh”，意思是“是这样”。在波士顿，据说它是“Orl Korrekt”的简称，而一些伦敦人宣称，他们也使用“Orl Korrec”。在路易斯安那的劳动者通常在准备沿河运送到海边的一包包棉花上潦草地写上“Au quai”。这些来源只是肤浅的说法，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3282]“牛仔裤”（jeans）的出现要归功于列维·施特劳斯先生，他使用了一种称为“棉麻粗布”（geane fustian）的布，这种布最初是在热那亚（Genoa）制造的。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自然产生了更多的新词：“水库”（reservoir）、“冷凝器”（condenser）、“金属钠”（sodium，1807）、“摄氏度”（Centigrade，1812）、“生物学”（biology，1819）、“盗窃癖”（kleptomania，1830）、“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1838）、“妇科医学”和“细菌”（gynaecology和bacterium，都在1847年）、“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1879）。据估计，在1750到1900年之间，世界上的一半科学论文都是用英语撰写的。[3283]在印度，在英帝国鼎盛时期，哪个民族具有语言支配权还存在争议。作为印欧语言的英语的遥远背景是梵语。但是印度诸语进入英语的词包括：“平房”（bungalow）、“方头雪茄”（cheroot）、“暴徒”（thug）、“印花棉布”（chintz）、“马球”（polo）、“丛林”（jungle）、“丁香花”（lilac）、“贱民”（pariah）、“卡其”（khaki，意思是“土灰色”）和“睡衣”（pyjamas）。英国人把“Kolkata”重新命名为“Calcutta”（加尔各答），尽管最近恢复了原词。[3284]

但是随着英语在19世纪连同英帝国一起传播到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非洲和中东许多地区，它就像曾经的阿拉伯语、拉丁语和法语一样，成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其地位一直到现在。甘地感到，或他认为他感到被英语奴役，但是印度作家用英语写作时的优美与受欢迎程度证明这种情感是虚假的。英语在全世界的胜利虽然体现出早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但是它远远超越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