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关系。离开普鲁士首都之后，他到了科隆，成为《莱茵报》的编辑。这家报社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鲁尔地区新实业家的一个机构。一开始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渐渐地，在一些小的方面，他的报纸开始支持一系列触犯其读者利益的政策。例如，他发表文章支持当地人在附近森林采集枯木的权利。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一直是一项传统特权，但是最近这项权利被剥夺了，因为新工业需要这些木材。结果，任何敢到森林里去的当地人现在都犯了非法入侵罪。马克思还支持离婚法的改革，使教会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这些接二连三的激进社论让科隆当局无法忍受，于是马克思被解雇。然后他开始了流浪生涯。他首先去了巴黎，为德意志侨民阅读的一份德语期刊撰稿。审查员没收了第一期，普鲁士人向法国人抗议“包庇马克思是不友好的行为”。[2620]他搬到了比利时，但是普鲁士人在那里还对他紧追不舍。经历了其他几次流浪和被驱逐的经历之后，马克思最终到达了英国。

现在他当然发生了变化，更加具有革命精神。在英国，他与恩格斯合作写成了J.K.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有史以来最著名，也是最为人诟病的政治宣传册”，即《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处理整个资产阶级一般事务的委员会”，又说“掌握了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他们认为工业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群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在根本上是对立的。[2621]出于对这一主题的兴趣，马克思着手写作三卷本的著作《资本论》。恩格斯编辑了第一卷，1883年马克思死后，他从马克思的笔记与手稿中摘选汇编成后两卷。

仅仅为马克思贴上经济学家的标签是不够的。许多人将他与奥古斯特·孔德一起视为社会学之父。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兴趣远非局限在经济学。对马克思来说，人要自由，必须理解自由。他的目标一直是告诉人们，历史的物质结果是如何干涉这种理解的。对马克思来说，这种理解是政治的中心。[2622]

最重要的是，他信仰唯物主义。他断然拒绝了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辩证法和正题产生反题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类所面对的物质条件的结果。[2623]特别是，他认为是人类在工作中使用的劳动与技术决定了人类是否取得成就。但是他确实使用了黑格尔的一个思想，即异化的概念，不过马克思对其进行了修改，意思是说人类可能看上去是自由的（主要是在工作中），但实际上他们是被束缚的。[2624]

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辛勤地挖掘，“像魔鬼一样工作”，最终整合出了他对资本主义行为与工业行为的揭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主张社会的物质条件（工作的组织方式和财富的生产方式）塑造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的思考方式到社会许可和赞成的制度”。[2625]这是一个巨大的抱负，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远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原因。他的主要论点是，生产条件是基础，是建造社会的根本基石。“所有社会制度（他称为上层建筑）都来源于此，无论是法律、宗教，还是组成国家的不同因素。换句话说，权力说了算。”[2626]然后，他又同样详细地（这本书有三卷长）说明了这一根本现实对个人的影响。在这里，他最有力的观点是上文提到的他修改过的黑格尔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在工业社会，为了效率和增加价值，“劳动者被异化了”。他的意思是说工厂组织与生产的逻辑使人成为机器人。工厂生活中人的主要特点是，“工厂人手”的身份由此削弱，因为工人多半憎恶自己的工作，而且无法掌控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也同样损害人的是，他们被迫“在他们的能力之内”工作。这就是异化。[2627]

工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说，这是因为一种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力的组织方式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这个社会条件的信仰——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关于人性本身的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但多半是错误的。马克思说有组织宗教就是他所说的起作用的意识形态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教育人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旨意，维持现状，而不是采取行动改变状况。[2628]

马克思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他也不仅仅是位社会学家，他几乎是一位哲学家。在《资本论》中，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像哲学家或神学家那样讨论过“人性”，但这恰恰是一个要点。对他来说，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本质；相反，人对自我的感知来源于他的物质状况，他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塑造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这里重要的、同时令许多人不安的是，马克思的论点暗示了人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本性。革命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2629]

马克思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最后一层是许多人认为最有争议的，即他的工作是科学的，即他在大英博物馆做的调查揭示了一些一直被掩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发现是对社会的客观认识，因此他的分析展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进程。虽然许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千禧宗教的意味，而当他的巨著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以主要生产方式为特点的不同阶段时，就更是如此了。对马克思来说，现代世界的源头出现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也许最著名的是，他进一步说明经济不稳定和阶级斗争是生产历史所固有的方面，最终会导致革命和最后的演变——到达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了。”（马克思在使用“革命”这个词之前最初用的是“瓦解”。[2630]）

《资本论》出现的时机非常关键。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种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理论，充满了后启蒙时代的科学氛围，在宗教明显衰落之时提供了或试图提供对人类事务的全面理解。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本人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就被欧洲众多革命团体视为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多年之后赋予革命行动科学依据的人。例如，他的思想促成了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即所谓“第一国际”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也是在那里首次提出的。[2631]

在对工业革命的文学回应中有一系列写于英国，也以英国为背景的“工业小说”。它们有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1848）和《北方与南方》（1855），后来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的《西比尔》（1845）、查尔斯·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1850）、乔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和本章开头所选的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这些书的主题不仅仅是对新社会的批判，还包含着一种对随时可能从工人阶级中爆发出来的暴力的恐惧。

虽然这些书中的一些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一系列关于某些词语新用法的重要观察更加突出。英国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表明：“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的前半叶，一些在今天极其重要的新词首次进入日常英语中，或已经存在于英语中的词语获得了新的重要意思。”他进一步说明，这些词语描绘出了一个反映生活和思想中更广泛变化的新思想的综合模式，而这，我们应该明白，“见证了我们对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