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无神论恐慌”和怀疑论的到来

真正的启示必须符合理性。对他来说，一些神迹，例如童贞女生子，不符合理性，因此应当被抛弃。在出版于1702年的《关于人类灵魂的反思》中，威廉·科沃德认为，人类灵魂的思想（一个“与人类肉体连为一体的精神不朽物质”）是“一个明显的异教发明，有悖哲学、理性或宗教的原则”。他认为这是“荒谬的……可憎的”。[2383]

自然神论思想，也就是怀疑论的第二个阶段，也在英国扎根，从那里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洲。它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左右，从舍伯里的赫伯特勋爵（1583—1648）一直到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然而“自然神论者”这个词其实是日内瓦人皮埃尔·维雷（1511—1571）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信仰上帝但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后来自然神论者受到的主要影响之一是科学的新发现，它向众人说明，上帝不是像古代犹太教中那样的反复无常的神，而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其他人发现的自然法则的创立者。自然神论者争辩道，既然上帝创立了这些法则，他就自然会遵守，这样为人类树立了一个榜样。美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发现恰恰说明，所有的人类都具有宗教思想，但是其他大陆的人却对耶稣没有概念。自然神论者因此用它来证明，宗教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因素的支撑，预言和神迹在一种“科学的宗教”中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这样一套信仰对所有理智健全的人都有吸引力，不管他们身处何方。[2384]

大多数自然神论者都反对教士制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自然神论小册子大部分或是讽刺，或具有强烈的嘲弄笔调。[2385]多数自然神论者坚持认为，普遍存在的迷信和教会中复杂的崇拜机构不过是教士阶层出于自私和政治目的而捏造出来的存在。其中最坏的是代祷，它把教士放在人和上帝之间，让教士享受一系列在经书中找不到根据而且很容易揭穿的特权。更为根本的是诸如威廉·惠斯顿（1667—1752）等人对《圣经》的攻击，惠斯顿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他认为地球引力的发现具有伟大的自然神论意义。另一位具有相同思想的人物是安东尼·科林斯，他们两人仔细研究了《旧约》中的预言，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预言了耶稣的到来。[2386]彼得·安内特在他的《耶稣复活深思》（1744）中大胆提出，使徒对耶稣复活的记述是虚构的，而查尔斯·布朗特（1654—1693）同样大胆地质疑原罪说，他发现原罪说概念是不合理的。他对天堂和地狱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它们是教士发明出来“以加强对那些内心充满恐惧的无知民众的控制”。[2387]

影响最大的法国自然神论者是伏尔泰，他之所以成为自然神论者，部分原因是因为年轻时他曾去过英国并且称赞英国的政治制度。受此激发，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去摧毁法国的沾沾自喜和不宽容。（他认为任何神都不值得人们狂热崇拜。[2388]）他嘲笑基督教的每一个方面，从《圣经》是圣书的观念到神迹，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彻底的欺骗。“每个有理性的人，”他写道，“每个正直的人都应当憎恶基督教。有神论者这一伟大的名称，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它确是人们应当采用的唯一的名称。人们应当读的唯一《福音书》是自然这本伟大的书，那是上帝亲手创作、完毕时盖上他的印章的书。人们应当信仰的唯一宗教是崇拜上帝并且成为一个善良的人。”[2389]同时，伏尔泰也应和了雅典人的思想：他感到新的学说对受过教育的上等阶层不是问题，但是下层民众需要宗教，即旧式的宗教，作为社会黏合剂。让·雅克·卢梭（1712—1778）试图把自然神论确立为法国的公民宗教。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强大的、智慧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神”的存在，人们对于“那些既不能证伪也不能理解的事情”应保持审慎的态度。这里还是没有耶稣的位置。[2390]卢梭所说的宗教其实是对邻人的一种公正和慈善的哲学关怀。[2391]

在德意志，伊曼努尔·康德一边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认为它是一种仁爱的宗教，一边也不遗余力地反对超自然因素（预言和神迹），称之为“完全的邪恶”。他还反对天恩的中世纪概念，天恩的泛滥导致了之前对赎罪券的滥用。在美洲，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乔治·华盛顿都是自然神论者，杰斐逊也是。[2392]

自然神论者的整体成就是造成上帝观的重大转变，这很可能是自公元前6世纪伦理一神教发展以来在认识领域的最伟大变化。经基督徒和穆斯林改造过的以色列人的那个嫉妒、心胸狭窄的部落的上帝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伟大、更高尚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正如亚历山大·蒲柏所说，是与新的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相符的上帝。上帝已经丢掉了他的“任意武断”，而被视作制定法则和遵守法则的神，同“不断重复、有序可循的自然”一样。[2393]不过，这直接有悖于三位一体论。

然而，自然神论在欧洲和美洲都归于失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在两个方面都未能成功。一方面，对虔信者、传统主义者和正统主义者来说，它太冒险、太抽象；另一方面，它又太怯懦，无法吸引真正的怀疑论者。不管怎样，它充当了自伦理一神教诞生以来思想领域最激烈革命的某种折中。许多人无法直接从正统信仰突然转入无神论，自然神论是个铺垫。

虽然托马斯·霍布斯没有自称怀疑论者，但是从他的激烈言辞来看，很难对他做出别的评价。他再三主张，宗教信仰的本质基础是无知，尤其是对于科学和未来的无知。他认为，大多数宗教和神学著述都是无用的，“它们用噪声和混乱填满了我们的图书馆和这个世界，而从中我们最不能期望的就是信服”。[2394]另一个更好、更理性因此而更具毁灭性的怀疑论者是大卫·休谟，法国人称他“好人大卫”。他对思想论辩的巨大热情从其书名涵盖的范围中可见一斑。[2395]这些书包括《论迷信和激情》（1742）、《神迹论》（1747）、《论上帝和未来之国》（1748）。同维柯一样，休谟对宗教做了历史研究，这首先让他了解到，宗教与人类的许多其他活动具有相同之处。他得出结论，宗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像古代社会的人类其他活动一样诞生，它能一直延续至今是因为父母把它教给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长大以后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思考。他说多神教是最早的宗教形式，源自人类对善恶的经验。仁慈的神灵是因为他们做的好事，而邪恶的神灵是因为他们做的坏事。他发现，不管何种情况，神灵都长得和人一样。另一方面，他认为一神论（神的更抽象形式）产生自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宏大的自然现象，例如地震、闪电、彩虹和彗星等，使人类相信它们是一个强大任性的上帝的行为。休谟非常准确地认识到，多神教比一神教更宽容。[2396]

休谟尤其非常努力地证明，不存在所谓上帝存在之证据这样的事情，上帝的神人同形观念也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们不能从部分中知道全体。难道对一片树叶的了解能告诉你关于一棵树的知识？”[2397]“假设宇宙有一位创始者，他可能是一个笨拙的人，或一个早已死去的神，男神或女神，或善恶的混合体，或在道德上漠不关心的人。最后一种假设更有可能。”[2398]接下来是休谟对神迹和“未来之国”发起的毁灭性抨击。他并没有从原则上否认神迹的存在，但是没有哪个神迹到达过可被接受为神迹的标准。他的主要论点是，归根结底，没有什么无可指责的证据证明存在任何能被一个有理性的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