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不是相反。

斯宾诺莎与霍布斯和洛克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对知识的强调。因为知识是变化的，因此“政府必须时刻准备好变革”。而且，就国家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人工花园而言，变革是可以预期的。[2313]

在其近著《激进的启蒙》中，乔纳森·伊斯雷尔将斯宾诺莎视为现代性产生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融合了本章论述的关于政治理论和组织的思想、前一章论述的关于科学革命的思想、下一章中关于宗教怀疑的思想，以及第26章关于对人性法则的启蒙探索。伊斯雷尔说，在笛卡尔引入新哲学（他的机械宇宙观）之后，在创立现代世界的过程中，使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最多的是斯宾诺莎。伊斯雷尔的论据是，启蒙运动不像通常描绘的主要指法国、英国和德意志的思想变革，而是遍布整个欧洲，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而且起始于联合省，就是当时的低地国家。他说，是斯宾诺莎使思想发生了整体和普遍的变化，该思想包含五个领域：哲学、《圣经》批评、科学理论、神学和政治思想。我们通常将它们分别对待，但斯宾诺莎的思想却把它们编织成一张简洁的网。伊斯雷尔认为，斯宾诺莎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有利于他的很多证据都被秘而不宣。他讨论了私下传播的二十二篇“斯宾诺莎”手稿，报道了很多被流放的或其作品遭到当局禁止的追随者。虽然如此，他描述了无数遍布欧洲的秘密“斯宾诺莎派”思想家，他们的宗教、政治和科学观密切相连，共同培育了一种将公开爆发成启蒙运动的新思想。[2314]

他说，是斯宾诺莎最终用哲学取代了神学，使哲学成为理解我们困境的主要方式和政治学的基础原理；是斯宾诺莎摒弃了魔鬼和巫术；是斯宾诺莎表明知识是民主的，就知识而言，没有特殊利益群体（例如教士、律师或医生）；斯宾诺莎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使我们相信人是一种自然生物，在动物王国中有着合理的位置；是斯宾诺莎使他的男女同胞相信，自由只能从哲学上来理解；是斯宾诺莎为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是斯宾诺莎阐明这些思想的最终结果是宽容。对伊斯雷尔而言，斯宾诺莎是牛顿、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培尔、霍布斯，或许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是自阿奎那以来最重要的人物。

“比起牛顿掌握物质定律，人类能更深刻、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因此，原则上，了解历史知识（人类动机及其结果的描述）要比了解这个归根到底很模糊的外部世界来得更深刻、更详细。”尽管乔纳森·伊斯雷尔肯定了斯宾诺莎的种种贡献，但在世界上所有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中，最被低估的人物是那不勒斯的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他的简单见解，即人类只能了解他们制造的东西，在科学革命的高潮时出现，完全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看法。实际上，它给人类提供了不是一种，而是两种关于自身的看法，而且是相互矛盾的看法。因为这两种观点一直都没有得到调和（它们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题之一），我们可以说维柯和任何人一样，对现代的混乱负有责任。[2315]

维柯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对他比对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他竭力了解原始人的思想。他认为，没有这种了解，我们永远不能了解我们自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对心理学、语言学和诗歌的运用极具创新性。[2316]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该作品旨在揭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它的法则有助于为未来设计可行的政治制度。正如约翰·鲍勒所说，按现代的标准，维柯的生物学知识很弱，而且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观念出现在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这限制了他的洞察力，然而与此同时，维柯也对自己的工作投入了巨大精力。虽然他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认为上帝通过体现人类事务的法则来统治世界，但是他也同意斯宾诺莎的观点：这些法则是“无所不在的”，而不是超验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通过神启获得，而是在人类制度中出现，并且可以推断。[2317]与霍布斯以及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不赞同法律来源于一个公开的理性契约；相反，他说它从本能的习俗领域产生。“堕落的人类不再能够直接理解真理，但依然通过本能的激发与上帝联系起来。通过黑暗，人类和各民族通过应对环境挑战时形成的‘共同智慧’，依然可以感知神圣意旨的微光。”

维柯环顾四周，并回顾历史，发现了三种本能。它们是信仰神、承认父母，以及埋葬死者的本能，这些本能在宗教、婚姻和埋葬的习俗与仪式中有所体现。[2318]他同意人类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了，但仍然相信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他们越来越理解文明生活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是上帝意旨的一种表现，尽管哲学知识可以补充本能的不足。人类的伟大集体事业（法理学、科学、艺术、宗教本身）可以用来研究其所揭示的“神圣建筑师”的目的。[2319]

维柯的魅力在于，他的一些思想现在看来是如此过时和荒诞，然而在其他方面又如此现代，依然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维柯认为大洪水之后，人类分为正常大小的人和崇拜偶像的、野蛮的巨人，后者“生活在洪水消退后形成的沼泽中”。人类由这些巨人发展而来，尽管我们逐步达到了现在的大小比例。文明来源于对雷电的恐惧，雷电使巨人从他们“野蛮的混沌”中惊醒，对此他们感觉到的只是羞耻。因此，由于感到羞耻，他们不愿再在野外行使他们的本能，而将他们的配偶携带到洞穴中，在那里建立了家庭生活。正是这最初的“暴力权威”造成了女性的“天生顺从”和男性的“天生高贵”。维柯遍读历史，能通过援引异教神话中把雷电归于朱庇特的说法使自己的观点风趣生动。同样，《旧约》中的巨人与希腊神话和泰坦巨人反对众神的战争联系在一起。[2320]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自然而然地被称为神的时代，目的是让人类的始祖学习纪律。他们构想出象征着大海、天空、火和庄稼的神，并且逐步形成了宗教、家庭生活、语言和财产的基本原理。（维柯认为最后一项来源于对死者的埋葬。）神的时代之后便是英雄的时代，然后才是人的时代。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维柯将注意力转向人类，试图通过参考语言，尤其是诗歌和早期人类的神话来重建人类历史。“在无知深渊中的民族自然通过传说和寓言来解读他们周围的事物：语言的发展自然与社会的发展相对应。在神的时代，当人类发声说话时，语言是模糊的、诗意的；时间的流逝用收获的次数来表明；众神的名字象征食物和农业的自然利益。在英雄的时代，人类通过符号和纹章交流。”[2321]在另一节中他提出，人类的社会发展来自堕落人类遭受的三种惩罚：羞耻感、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他说，神话中的每位神和英雄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或那个惩罚结果的表现。

今天，对我们而言，维柯的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至少细节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些细节中很多显然是荒诞的，但是荒诞之中有着令人惊讶的现代感：人类的进化不仅体现在生物学方面，还体现在语言、习俗和社会组织、法律和文学方面。并且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定时炸弹：宗教本身是演化的。因此，维柯也促进了怀疑论的出现，怀疑论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从1513年的《君主论》到1725年的《新科学》，这个时期与科学革命的时间有很大重合，所有这些政治哲学家都试图至少依据新科学的原理来建构他们的理论，建构能够从一个国家推广到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