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扬·范·艾克于1434年画了一幅叫《阿诺菲尼夫妇》的双人肖像画，它应当被誉为文艺复兴早期佛兰德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画的是意大利商人乔万尼·阿诺菲尼和新婚妻子乔万娜·切纳米站在他们家的一个房间里，温柔地握着彼此的手。这幅画运用细腻的笔法和微妙的光影效果，巧妙地捕捉了这对资产阶级新婚夫妇虔诚、平静而又有点自我满足的表情。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心理学研究。然而它也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幅画让观看者专注于这对新婚夫妇享有的大量财富。地板上是用小而复杂的菱形花纹织成的东方地毯；布包高背椅上装饰着雕刻的球形图案；红色华盖床、凸形的威尼斯镜子，镜子华丽的框架嵌入了表现基督受难情景的微型瓷釉；所有这一切的上面，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交错成花纹图案的黄铜枝形吊灯。两个人也都衣着华丽，束腰外衣的袖子和下摆都是毛皮衬里，乔万娜的头饰表现出复杂的针线和折边。最后，在地板上有一双厚鞋底的木底鞋，表明阿诺菲尼夫妇远离城市街道的泥泞。正如历史学家丽莎·贾丁所评论的，这不仅仅是对两个人的记录，它是对私有制的庆祝。“我们应当对这些丰富的细节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出画像中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因为它记录了一种佛兰德式室内陈设。这幅作品是对那个成功商人的心理的颂歌——他想要拥有和掌控的欲望。”[1731]

这幅画和本章的主题十分相关，因为尽管文艺复兴可能是最为人熟知的历史时期，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学界对“1350至1600年发生了思想和文化的‘文艺复兴’”这种观点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重新评价，过去很少有哪些观念经历过这样深刻的重新评估。从19世纪开始，而且主要由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1860），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文艺复兴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中世纪的停滞期后，伴随着对古典文学的重新欣赏和视觉艺术的辉煌成就，“文化的春天”遍布欧洲。尽管这当中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文艺复兴现在既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革命，更是一种经济革命。[1732]

细细想来，若考虑到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些重要发明的产物，其中许多发明在性质上是经济性的，那么这就不足为奇。前三章已经表明，可能从10世纪起，但肯定从11世纪起，欧洲就已经在宗教、心理、城镇发展、农业和知识传播这些方面酝酿重大变化。还出现了新建筑形式。科学、医学和哲学的异教世界已经被重新发现。在计时、数学、阅读、音乐和艺术上出现了重要的新发明，还发现了透视法。中世纪盛期绝不能被称作是停滞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哈佛历史学家查尔斯·哈斯金斯开始，学者开始谈论12世纪的复兴，这个概念现在被广泛接受。[1733]

一些学者现在对历史上的“超大”时期持怀疑态度。它被认为是19世纪“必胜信念者”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文艺复兴成为中世纪的对立面。正如20世纪埃尔温·潘诺夫斯基等历史学家指出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有其他几个“复兴”，如加洛林王朝复兴、奥托王朝复兴、盎格鲁—撒克逊复兴和凯尔特—日耳曼复兴。因此不仅仅是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古典艺术。然而，仍然可以说，尽管有这些复兴，意大利人比其他人更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即便是潘诺夫斯基也承认，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种“突变”，是决定性、不可逆转的前进，而不是一种“演化”。[1734]

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是科技和经济因素）似乎共同帮助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从科技角度上说，这些因素是：中国指南针的引入，使许多杰出的海上航行功绩成为可能，这些功绩为欧洲探索打开了世界之门；火药也来自中国，正如前面提到的，火药为推翻旧封建秩序做出了贡献并有利于增强民族主义；机械钟表改变了人和时间的关系，在特定工作中，使人类的活动结构不受自然节奏的影响；印刷术导致了知识传播的突破性进展，而且削弱了教会曾经在知识传播上拥有的垄断地位。除此之外，默读促使独立思考产生，独立思考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使个人摆脱更传统的思维方式，摆脱思维的集体控制，有助于激发颠覆、异端思想、原创性和个体性。

大量笔墨被用来分析大瘟疫黑死病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例如，在14世纪，由于瘟疫，乡村地区的很多地方都缺人。这迫使许多地主不得不向农民的要求屈服。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时期从陶器到金属锅的转变，从中可以看出生活水平的提高。[1735]瘟疫似乎对教会和宗教生活有两个主要影响。大量的死亡使人们悲观，使他们更注重内心世界，趋向更个人化的信仰。随着瘟疫的发生，比以前更多的私人小教堂和慈善团体开始建立，而且神秘主义有所增加。对基督圣体的新关注开始出现：鉴于第四次拉特兰公会曾规定天主教徒应该每年至少领取一次圣餐，现在信徒力图尽可能多地领取圣餐。[1736]当然，与此同时，许多人产生了相反的心理倾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眷顾众人的上帝。这场瘟疫的第二个主要作用是对教会自身结构的影响：大约40%的教士丧命，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年轻的教士被指派代替去世的教士。这些年轻的教士比他们的前任受到的教育少得多，这证实了教会在知识领域的权威大大削弱这一事实。在许多地区，天主教学校教育体系崩溃了。因此，黑死病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模棱两可的，具体的证据从两方面理解都行。诚然，受教育程度低的教士可能导致教士权威下降，但随着瘟疫而来的更高的虔诚与我们在文艺复兴中所看到的情况相反。或许最好的说法是，黑死病在帮助摧毁已经渐渐衰退的旧封建制度时发出了致命一击，使新制度得以蓬勃发展。

更有说服力的是对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起源并发展最快的解释。这和意大利城邦的规模小有很大关系。它们获得独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此外，意大利的地形（五分之一的山区和五分之三的丘陵，一个有很长海岸线的狭长半岛）不利于发展农业，却有利于商业、航海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总之，政治结构和地理构造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到1300年，意大利有23座城市人口达2万或更多。相对城市化的人口有很大的独立性，再加上它处于北欧和中东之间的贸易位置，意味着意大利商人比大部分商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利于他们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获利。

我们在前面一章看到12世纪的复兴同学校教育的变化有关（从修道院学校到大教堂学校），也同教学方式上的变化有关，从单个具有超凡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一对一传授变为更大的教室和课本学习。同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有另一种变化，如保罗·格伦德勒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学校教育》中说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意大利］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语言的多样性（分裂性可能是个更好的词语）在任何时候都有把半岛分裂的危险。但是学校教育使意大利人联合在一起，并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了主要作用。人文主义教师发明了一种不同于15世纪早期欧洲其余地方的新教育方法。从那以后，意大利的统治者、专业人士和人文主义者中的精英都使用古典拉丁语。他们使用相同的修辞。他们从由学校里学到的道德态度和生活实例构成的同一个宝库学习知识。人文主义课程统一了文艺复兴，使它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协调的文化与历史时代。”[1737]

格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