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公元0年的亚历山大港，西方和东方

汉学家费正清所说：“法家化儒家的本质在于统治者喜欢法家思想，而官僚喜欢儒家思想。”[867]儒家认为统治者遵守礼仪，行为规范，就会形成美德，别人就会尊崇他。虽然武力威胁常常存在，但这个复杂的儒学专家聚集的太学确保皇帝的行为正确。儒家思想认为“正行”主宰一切，它一直以中国宇宙论为背景。这种宇宙论与西方思想很不一样，是一种天文儒学，因为中国人将宇宙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中国人与比他们更西边的民族不同，他们没有创世神话和超自然的创世者和立法者。他们设想宇宙是有序、和谐的，但不认为存在一个赋予这种秩序的超自然的神。“中国人认为宇宙的至高权力是自然固有的，而不是超验的。”[868]人是这个有序整体的一部分，他的位置由他的君王以及他的祖先决定。

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汉代人处处看到“对应”和“感应”。人类微观宇宙是宏观宇宙的缩影，这决定着每个人在事物格局中“合适”的位置。因此，在约公元前139年写成的《淮南子》中称：“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869]这种方法在五行学说中最为显著：水、火、木、金、土。“五行”中的“五”处处有体现：五行星（在那时可以见到的）、五色、五向、五音律、五刑及更多的“五”。只要合适，或看起来明智，中国人就会想方设法使原本难以联系的事情产生对应。我们已经提到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另外加上阴（女性）和阳（男性），使四、五、十或十二种对应得以翻倍。最复杂却最风行的对应围绕《易经》（“关于变化的经典”）发展而来。《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由六条或断或连的平行线产生六十四个数字，每个数字都有特定的含义，用来占卜。[870]最著名的理论家是齐国的邹衍（前305—前240），他将解释或占卜延伸到天文、地理、历史和政治。他认为政治变动由五行控制，顺序为：土、木、金、火、水。

这种对应的观点导致了“感应”思想的产生，渗透了从音乐到政府的所有领域。例如，琵琶上的琴弦相互呼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如此：一个好的行为应当有一个好的回应来平衡。当统治者做出好的榜样，他的人民应当而且愿意模仿他。[871]针灸是一种完美的对应科学：身体上特定的穴位控制其他部位的神经灵敏度。虽然针灸麻醉直到20世纪才发明，但是针灸的存在本身被认为是对应和感应的生动证明。

如上所述，这个复杂宇宙的中心要素是统治者以及他们对礼仪的遵守，它们反映了四季更替和其他天象。[872]从甲骨文时期开始，绵延许多世纪，中国人对天象的记载非常详细，当然汉代早期的记载最为系统。自然现象（日食、流星、洪水和地震）都可能被视作自然对统治者行为的评判。因此如果想坐稳龙椅，聪明的统治者就会任命专家顾问，一旦采取了他们的建议而犯错，受惩罚的就是顾问而不是统治者自己。到汉代，人们认为中国的伟大经典中蕴含玄奥学问，只有博学的学者才能知晓。（经，意思是“经典著作”，最初指的是织布机上结实的经纱或垂直的纱线。）由此朝廷中发展出一整支权威的儒家哲人/学者队伍，比如董仲舒（约前175—前105）。他们为皇帝怎样与宇宙发生联系提出建议，然后急切地观察结果。祭天和祭祖是皇帝的特权，但他也控制巡捕、军队和其他社会权力机构。因此他与儒家学者形成意识形态联盟，他们关心的是经书中记载的历代皇帝的模范行为。这两种因素（一方是祭天和祭祖以及中央集权的皇帝，一方是他周围的儒家顾问）形成中国的统治和知识精英，他们位于两极社会体系的顶端，底层为农民。[873]

这种方式的影响在公元前124年帝国学府（太学）成立时达到顶峰。太学中有研究五经的博士：《易经》，即“变化的经典”（用来占卜）；《书经》，即“历史的经典”；《诗经》，即“诗歌的经典”（古老民间诗歌）；《春秋》（孔子所在的鲁国的编年史，有评注）和《礼记》，即“仪式和恰当行为的记录”。据称在公元前156年至公元9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在孔子住处的墙上也发现了别的版本。这不仅为经典提供了不同解读，引发它们是否是密码预言的争论，而且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早激发了人们对文本鉴别的兴趣。[874]也是在汉代，历史首次在中国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记录下来，许多口头的传统终于得以保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司马迁（前135？—前93？）所作的《史记》，班固及其妹班昭于公元82年所作的《汉书》。它们体例相同：包括本纪、书（音乐、天文、水道、法律等）和列传。[875]在那时选拔帝国顾问的考试制度已经确立，但是皇帝要求学子必须读过经书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尽管就儒家来说孝也是选拔的一个标准。[876]

经书被认为载有玄奥内容，它们在一代代学者中传递，儒学统治着大部分的思想领域。“儒学的根本是强调史前时代非常明显的等级秩序，认为人们只有以优劣等级的方式组织起来，秩序才能维持。”同样，强调的是职责而不是权利：如果每个人都尽到责任，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人尽其责，社会就会秩序井然，人人获益。”[877]儿子顺从父亲，就像人民顺从政府“父母”，忠是最高价值。统治者的任务是将吉祥的事情（吉），如恩赐和大赦，和不吉的事情（凶），如行刑和处罚，相结合来维持宇宙和谐，避免无节制。[878]

尽管儒家势力强大，道家思想却并未消失，几位汉代皇帝或他们的皇后，都信奉道家思想，雇用道士。扬雄（前53—18）写有著名的道教著作《太玄经》。到此时，道家最基本的思想是关于长寿和永生。他们相信，世上有仙人存在，从古到今都以不同的形式现身。道家信徒通过炼金术、饮食、健身甚至性仪式来延长寿命。[879]

进入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大乘佛教。它与小乘佛教不同。第四次佛教会议之后，佛教僧伽（指由佛教出家僧侣组成的团体）当中出现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分裂。第四次佛教会议据说是由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二世资助的，他于约公元120年登基。小乘佛教信徒认为，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系统。而大乘佛教则将佛和其他“觉悟者”提升至神的地位，受人礼拜。也就是说，小乘佛教是一种宽泛的哲学系统，而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宗教。举个例子，小乘佛教信徒不以人的形式表现佛陀，而是通过脚印、宝座或一棵树的形式来代表。而大乘佛教徒借用希腊人的观念，让端坐的佛像穿上高雅层叠的衣披，赋予他平静、安详和古典的表情（同时要保持人种上的与众不同）。大乘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兼诗人马鸣（活跃于约150年），他的著作《佛所行赞》，即“佛陀的一生”，很长时间内都是大乘佛教的主要文献。[880]活跃于公元300至350年的僧人无著发明了瑜伽，同时将大乘佛教发展成为一种救赎宗教，不仅关注现实，而且关注“来世”。

公元2世纪以后，大乘佛教的主要教义著作是《妙法莲华经》，是“可以与印度的《薄伽梵歌》和基督教第四《福音书》相媲美”的信仰陈述。[881]该书向平民百姓描述了“来世佛”弥勒佛教导人们救赎的方式：


随宜方便事，无复诸疑惑，


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这首比《新约》还长的诗描述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