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慧之城

369]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作品的数量开始增长。到亚述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提革拉帕拉撒一世（前1115—前1077）在位期间，文本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体运行和基于各种征兆对未来的预测。有一些赞美诗和音乐作品的目录（“五首为阿达帕［可能是铃鼓］而作的苏美尔颂歌组成的祈祷文”）。亚述巴尼拔是亚述最后一位重要的统治者（前668—前627），也拥有一座很好的图书馆，并且他自己也识文断字。该图书馆主要由大量的档案资料组成；数量位居第二的是征兆文本；排在第三的是清单、词语和姓名、翻译词典；最后是文学作品，如《吉尔伽美什》。总共有一千五百种单独的作品。[370]很多亚述泥板书上刻有咒语，防止盗窃。[371]

无可置疑，古埃及也有图书馆，但是因为人们在莎草纸（也就是把婴儿摩西包起来的蒲草）上书写，书很少流传下来。在描述拉美西斯二世（前1279—前1213）的建筑群时，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说那里有一座神圣的图书馆，上面刻着“灵魂诊所”的铭文。

在早期城市中，有两种权威。第一种是大祭司，被称为昂。昂管理着城市，祈求众神保佑有足够的终年肥沃的土地为每个人提供食物/收入，并且昂负责食物在市民之间以及对外交易中的再分配。昂的配偶叫婗，用彼得·哈尔瓦特的话来说，他们组成了“祭司夫妇”。[372]第二类握有权力的人是卢伽——监管者、要塞指挥官，字面意思是“伟大的人”，他们掌管军事和我们所说的外交，也就是与外界的联系。然而，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种划分：不是每座城市都有两类领导人，有些城市只有昂，有些城市只有卢伽，如果城市里存在两种权威，那么军事领袖为了取得军事战绩都需要寻求宗教领袖的支持。不过，有记录表明这种早期的分工有时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某个时候，婗会疏远昂，而同卢伽结盟。[373]与此同时，昂的作用在减弱，变得越来越仪式化，而卢伽和婗发挥我们所称的国王和王后的作用。于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的划分更加清晰，也更加强调男性的作用，[374]这个变化可能是战争引起的。当时看来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威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两河流域，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间的竞争、对土地和水域的争夺不断加强；第二，专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使得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物质财产不断积累，因此进行掠夺的话，会有更多的收获。在战争中，一个勇士就是自己的主人，与和平时期相比，更是如此。一个聪明卢伽的感召力和成功会对他的人民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卢伽带领一座城市打败另一座城市后，管理这两块领地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他取得了胜利，而且无论如何，敌对城市的众神很可能与他原来城市的众神不同。因此，城市甲的昂在城市乙的权力很少，甚至没有权力。这样，卢伽开始位居昂之上，成为苏美尔社会最强大的人物。彼得·哈尔瓦特注意到，在不同的苏美尔城市中，对同一个神的崇拜的确开始出现，证明了这一变化。卢伽日益增长的权力得到承认，并由此获得控制测量体系（或许是建筑防御工事工程的遗存）以及把他们的事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特权。这一部分是宣传，一部分是历史，因此人们才能记住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做了什么。[375]因此，这个差不多是现代的王权概念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同时发展的是国家概念。成为国王的卢伽管理一个以上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领土。在古老的中东，第一个跨地区的政治实体是萨尔贡在约公元前2340至前2284年创立的阿卡德王国，萨尔贡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王。

那时，王权部分是由战争打造的。战争或战争的制度化是孕育其他一些思想的熔炉。车轮可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也可能不是。最早的行走工具雪橇在公元前7000年已经被生活在北欧靠近北极地区的早期渔猎社会所使用，很可能是狗拉雪橇。[376]公元前4千纪晚期，在乌鲁克的图画文字中出现了“行走工具”符号。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相近时期轴轮装置的遗迹。这些车辆有固定的轮子，由一块或三块木板制成。从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遗址现场的考古遗迹得知，这些所谓的盘式车轮从丹麦到波斯都有分布，在紧邻黑海以北的地区最密集。[377]因此，这可能表明了最先使用车轮的地方。牛和驴子似乎是最先被用来驾车的动物。

这些（四轮）车非常慢，据估计是每小时3.2公里。然而，（两轮）战车就快得多，正常每小时12至14公里，疾驰时可达到每小时17至20公里。在楔形文本中，苏美尔人用“沙漠马科动物”指驴，用“山区马科动物”指马。[378]有三个词表示带轮的车辆：mar-gid-da，表示四轮马车；gigir表示两轮马车；而narkabtu，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用来专指战车。考古学家斯图尔特·皮戈特说，随着战车的出现，“我们来到了古代历史伟大篇章之一的开端：两匹马驾驶的轻便两轮战车的发明是一项技术，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79]第一批整体车轮发明后，人们便设计了辐条式车轮。这种车辆必须用成形的木头在张力下制造而成，但是它的轻便使更快的速度成为可能。[380]战车战争兴盛于公元前1700至前1200年，即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

再说说山区马科动物。可以说目前没有人知道人类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地方开始驯养马匹，以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产生了骑马的想法。直到最近，人们提出假说，认为定居欧亚大草原取决于马的驯养，并且大草原的第一批移民是“秉性好战的牧人骑手”。考古学界很多年来都认为马匹驯养的最早证据出现在黑海以北300公里的德累夫卡，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是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的一部分，可能与车轮的发明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个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4570至前3098年，位于第聂伯河的支流奥梅利尼克河右岸。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墓葬中发现了马的骸骨、被马嚼子磨损的前臼齿、被认为是马勒带的穿孔鹿角尖，以及古代遗址出现的大量公马遗骸，表明它们在牵拉和乘骑中更受欢迎。此外，间接的证据是骨头制作的马头权杖的出现，如果不能说明人们掌握了骑术的话，那么它表明了一种马崇拜。[381]

在过去几年中，对这些材料的重新分析基本上推翻了这些结论。所谓的马勒带从来就没在马的头骨上找到，并且只是非常偶然地与马的残骸有关。野马前臼齿的磨损与所谓的驯养马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在古代遗址坟墓内外发现的马骨轮廓与野生种群（例如“成年的单身马群”）没什么不同。我们现在知道，驯养使马的骨骼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的唯一区域是马背中部，即骑手坐的地方。确定被骑过的古代马匹，其脊椎的骨骺，即外部较硬部分，有微小的压力损害（裂缝）的特征。野马完全没有这种损害。到目前为止，古代马匹上的这些损害不会早于公元前5世纪。[382]有关马匹驯养最早的、清楚的、可确定年代的文本和艺术证据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末期，而带有明显与乘骑或牵拉有关的手工艺品的马墓穴的证据，其年代更靠后，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那时在近东、欧亚大草原和希腊，马匹被广泛用于战车。因此，关于骑马的可靠的文本或艺术证据不会早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383]

古典时代有许多作家相信曾经有过原始的黄金时代，那时没有侵略，也没有仇恨。拉丁诗人奥维德是其中之一：“没有人施加惩罚，没有任何法律，人们坚持信念，做正确的事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