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从露西到吉尔伽美什：想象的演化

遗址，尤其在中东地区，似乎曾经埋葬过人，有一个遗址还有花粉。当然，这也存在争论，而且这些是不是仪式葬礼，也完全不能肯定。在这些所谓的尼安德特人坟墓中，不止一具骸骨把头枕在他/她的胳膊上，因此从理论上推测，他们可能是在睡眠中死去的，在那里被遗弃（尽管这样的行为在早期人科动物中没有发现）。其他的坟墓中或有赭石的遗迹，或发现旁边的地上插着山羊角。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许多考古学家认同自然主义的说法，即这种联系是偶然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尼安德特人确实以一种暗示某种早期宗教形式的仪式来埋葬死者。当然，现在对骸骨的完整或几近完整的复原有了显著增加，这也有帮助。[98]

在评价这些墓葬的意义时，必须指出研究样本只包括六十个坟墓，所以考虑到时间长度，我们谈论的是以平均每千年两个墓葬计算。牢记这个条件，接下来还有三个因素值得讨论。第一个是死者的年龄和性别。多数是儿童或青少年，足以说明存在某种“死者崇拜”，尤其是儿童，他们的葬礼相对于成年人有更多的仪式，也许是为了保证他们的重生。第二，死者中男性多于女性，暗示男性比女性享有更高的地位。第三个因素是，在伊拉克北部的沙尼达尔洞发现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骸骨，死者是个瞎子，患有关节炎，右胳膊从肘部上面部分被截掉。这个人活到四十岁，被掉下的岩石击中而死，在死之前，显然一直由他的同伴照顾。[99]截掉的胳膊意味着他们懂得某种医疗知识，这个观点被在沙尼达尔发现的第二具骸骨进一步证实。死者大概死于6万年前，一同埋葬的还有不少于七种花，它们都有治疗作用。这当中包括麻黄属植物。很久以前，亚洲人就用它来治疗咳嗽和呼吸道疾病，并且用作长时间狩猎行动中提高耐力的刺激物。[100]将这些药草药花放在坟墓中是为了帮助死者顺利到达另一个世界，还是如批评者所称，仅仅作为床垫，又或更简单一点，是被风刮进洞里的，或被啮齿动物带进去的？

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距今4万到6万年间，古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没有表现出象征性行为，而且他们筹划未来的能力也很有限。剑桥大学的保罗·梅勒斯区分了在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时出现的三大变化。首先是石器技术的明显转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原始人制造工具时，对成品的整体形状没有清楚界定的预先设想的模板。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属于第五代石器，除了短小、更容易抓握外，还更标准化，它们的形状符合“预先设想的形态‘规范’”。[101]其次，梅勒斯还区分了骨器技术中的一大变化，即从使用随意的碎片到形状的制造。最后就是居住地从没有结构到高度结构化，有的甚至是长方形。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几乎相当于一种具备了行为“规范”的“文化”。他说，总而言之，这些变化体现出原始人在长期规划思维和策略性行为上的进步，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计划将来的行为。[102]他说，他不认为这一进步能够脱离语言而取得。

其他古生物学家则认为，从大脑的发展来看，制造复杂的工具类似于语言活动，这两种活动应当在同一时期出现。例如，詹姆斯·斯蒂尔和他的同事通过现代实验，发现要制造阿舍利双面手斧（也就是与直立人相关的第三代手斧），平均需要击打三百零一次，耗时二十四分钟。他们认为这样的过程就像组句一样，而且他们还指出，大脑布洛卡氏区如果受到损伤，会严重损害语言和手势功能。[103]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语言问题。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期，即40万至50万年前，被多伦多女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梅林·唐纳德界定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时期。唐纳德把现代心智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包括三个过渡。第一种思维他称之为“片段式思维”，就像大猩猩那样。它们的行为是对环境的短期回应，它们的生活“完全是现在时态”，由一系列具体的片段组成，只有对特定情景下特定事件的记忆。[104]第二种思维是以直立人为典型的“模仿”。在唐纳德眼里，直立人的世界与其之前所有人类的世界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直立人生活在“一个群体社会中，合作和社会协调对于种族的生存至关重要”。[105]虽然还没有出现语言，但是直立人逐渐发展出一种基于模仿的文化，包括有意的拟态和模仿、脸部表情、摹声、动作等。唐纳德认为这是质的变化，因为它允许出现意图、创造性、指称、协调和对年轻人的教学，最后一点可能最重要。这一变化之所以重大，还在于个体/思想不再是孤立的。“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动物，例如大猩猩，也只能单独面对世界，因为它们无法分享具体的思想和观念。每只大猩猩只学习对它自己有用的东西。每一代大猩猩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因为老猩猩一死，它的智慧也永远封存在它的大脑中……孤立的心灵找不到捷径。”[106]尽管如此，模仿的进程也是缓慢的，它可能花费了直立人50万年的时间去控制火，又花费了大约75万年的时间去适应寒冷。[107]但是唐纳德毫不怀疑，在语言产生和进入促成语言产生的“神话”思维阶段之前，直立人已经生产了许多文化产品。唐纳德认为，转变到“模仿”阶段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分水岭，是“人科动物神经系统的伟大超越”。[108]下面要谈谈后来的转变。

从如此少量的粗糙的石器遗迹和各种骸骨中重新构想早期人类的最初思想，其本身就是我们现代古生物学家所取得的伟大的智力成就。遗迹告诉我们（或被解释成）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然而，当涉及4万到6万年前时，分歧出现了。据一组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言，到这个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依靠这些不吉利的石头和骨头碎片来推断人类祖先的行为。在这段短时间内，我们找到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充分证明历史学家约翰·法伊弗把这一时期称为“创造激增”时期是对的。[109]

站在另一学术阵营的是渐进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激增，人类的智力是稳定增长的，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辩论中涉及的最突出的东西是所谓的贝列卡特蓝小雕像。1981年在以色列的贝列卡特蓝的发掘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阿玛·戈伦—因巴尔发现了一块约有三点五厘米长、黄褐色的小石头。石头的自然形状让人联想到女性的身体，但是独立学者的细致分析表明上面有人工的凹槽。[110]石头的年代被认定为23.3万年前，但它是否属于艺术品，学界争论很激烈。这是该遗址的六千八百件出土文物中唯一一件此类产品，持怀疑论的考古学家说，它不过是古人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三”无所事事的“胡乱涂鸦”。[111]渐进主义者则把这个小物件和距今40万年的舍宁根矛，在扎伊尔的塞姆利基河畔发现的距今8.2万至17.4万年的“短剑”，在以色列卡夫泽发现的距今10万年的赭染穿孔蚶蜊贝壳，在坦桑尼亚罗扬加拉尼河谷发现的距今4.5万至11万年的鸵鸟蛋壳穿孔珠，在南非边界洞发现的距今8万年的疣猪长牙，以及在南非布隆伯斯洞发现的一些距今7.5万至8万年的螺珠（这些珠子是从二十公里以外带来的，里面还黏附着赭石）放在一起讨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表明，早期人类的智力是逐渐发展的，而且可能不是在欧洲。他们暗示，欧洲之所以成为“文明的摇篮”，仅仅因为它的考古技术非常发达，发掘出了很多东西，如果非洲或亚洲的国家也拥有这些设备和技术，它们现在微乎其微的考古发现就会成倍增长，那将出现一个全新的图景。

争论起起伏伏。渐进主义者在面对另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