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约瑟夫，我很累

刮目相看。
　　“真棒，亲爱的。”她会说，“你真的识字了，对吧。”
　　很快，我的卡尔弗特版一年级读本的每一页上，都有了个黄白两色的“更亮”贴纸，以证明我已经掌握了那一页，我的算术书上贴纸数量增长得慢一点。还有些别的贴纸贴在我这边桌子旁边的墙上，贴成黄白两色的小小一列，上面有拇指弄脏的痕迹，这一列高到我伸手能够到的那样高。
　　“你不应该把贴纸贴到墙上。”伊迪丝说。
　　“怎么了？”
　　“嗯，因为不容易揭下来。”
　　“谁要揭下来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个既用作学习，又用作睡觉的小房间比我们家任何别的部分都记得更清楚。大概应该有谁来告诉我妈妈像女孩和男孩长到像我们这样大，应该分开住了，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小床摆得脚对脚贴着墙，只够地方过去到上课的那张桌子前，我们夜里躺着等待入睡时，有过几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伊迪丝跟我说市里声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说，“就像刚才响的警报声或者小汽车砰砰响的关车门声，或者街上的笑声、叫声，那些只是很近的东西。我是说别的。因为你知道，纽约有成百万的人——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做着能发出声音的事情。也许聊天，也许开收音机，也许关门，也许把叉子放到盘子上，要么如果是上床睡觉，把一只鞋子脱到地板上——因为有很多人，那些细小的声音汇到一起，变成一种嗡嗡声，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偶尔能。我每天晚上都听，但我只是偶尔能，别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们现在别说话，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我很努力地去听，也闭上了眼睛，似乎那样有用，嘴巴也张着，来把我的呼吸声音降到最弱，但是到最后，我不得不跟她说我听不到。“你呢？”我问。
　　“哦，我听到了。”她说，“只听到了几秒钟。但是我听到了。你继续努力的话，你也会听到。这件事值得等。等你听到了，你听到的就是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我们一星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约翰·卡伯特会从哈斯廷斯那边回来。他浑身洋溢着健康和正常的感觉，把郊区的新鲜气息带进我们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他在时，甚至把他妈妈的小公寓也变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是他去世界上精神奋发地闯荡的间隙，回来休息的地方。他订阅《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两种杂志，在我眼里，家里有这两样杂志很棒，就算只是因为插图的缘故。约翰就像杂志上画的那些男孩一样，穿得威风凛凛：灯芯绒短裤，带罗纹的袜子拉过了他结实的小腿肚。他把哈斯廷斯中学的橄榄球队挂在嘴边，他准备一旦够岁数，就会去参加选拔。他还把他在哈斯廷斯的朋友挂在嘴边，慢慢地，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和性格几乎熟悉得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约翰还教我们带劲儿的说法，比如“有啥关系？”，而不说“有什么关系？”在琢磨出去庭院里的新玩法时，他甚至比伊迪丝还强。
　　当时，伍尔沃斯商店里卖金鱼，一条一角钱或者一角五，有一天，我们买了三条放在喷泉那里。我们往水上洒伍尔沃斯商店卖的颗粒鱼食，多得那三条鱼绝对不可能吃那么多。我们用自己的名字给它们起名字：“约翰”，“伊迪丝”和“比利”。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在巴特来上课之前，我和伊迪丝都会跑到喷泉那边，确认它们还活着，看它们吃的够不够，也观看它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利长大了很多？”伊迪丝问我，“他的个头真大，现在几乎跟约翰和伊迪丝一样大，他很可能会长得超过那两条。”
　　有次周末，约翰在家时，他要我们看鱼转身和游得有多快。“它们比人的反应还快。”他解释道，“在看到水里有个影子或者任何看上去像是有危险的东西时，它们躲开得比你眨眼的速度还要快。看。”他把一只手浸到水里，去抓那条名叫伊迪丝的鱼，可是她躲开逃掉了。“看到了吗？”他问，“那速度怎么样？知道吗？我敢打赌你可以用箭射，它们还是能及时逃掉。等一下。”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跑回她妈妈的公寓拿了把漂亮的弓和箭回来了，那是他在夏令营里做的（每年都去夏令营，这是有关约翰的另外一样让人羡慕的事）；然后他跪在喷泉边，动作就像是一个标准的射箭手，他用一只有力的手稳稳地握着弓，另一只手捏着带羽毛的箭尾绷在弦上。他瞄准那条名叫“比利”的鱼。“哎，这只箭的速度，”他说，他的声音因为用力而弱了一点。“很可能比一辆时速八十迈的小汽车还要快，很可能更像一架飞机，要么也许比那还快。好吧，看。”
　　那条鱼名叫比利的鱼突然死了，浮上水面，体侧刺着那根箭，刺到箭杆的四分之一位置，一部分粉红色内脏附在上面。
　　我岁数大得不能再哭了，但心里充满了震惊、愤怒和伤心，我从喷泉那边跑开，不管不顾地往家里跑。半路，我遇到了我妈妈，她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新外套和裙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她紧紧挽着尼科尔森先生的胳膊。他们或者正要出去，或者正要回家——我无所谓——尼科尔森先生对我皱起了眉头（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在英国，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去上寄宿学校），但是我也无所谓。我把头埋到她腰间，在感觉她的手在抚摸着我背部后过了很久才不哭了，是在她安慰我说买金鱼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会再有一条，还说约翰做了那件没脑子的事感到后悔之后。我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哭泣是一种快乐——发现如果你的头埋在你妈妈的腰间，她的手搭在你的背部，如果她刚好穿了干净的衣服，哭泣有可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
　　还有别的快乐。那年在我们家，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要么至少一开始挺愉快。我爸爸去了，那让尼尔科森先生不得不回避。看到我爸爸在我妈妈的朋友中间有多么放松挺好的。他腼腆，可是他们好像喜欢他。他跟巴特·凯姆彭特别谈得来。
　　霍华德·惠特曼的女儿从塔里顿那边过来跟他一起过节，她叫莫莉，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还有别的几个小孩在，我们认识，但很少见面。那天晚上约翰穿一件黑色外套，打着领带，显得很成熟，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岁数最大的男孩，身负社交责任。
　　过了一会儿，也没有事先计划过，一群人就三三两两地进了餐厅里的那片地方，上演了一场即兴性的杂耍节目。是霍华德先开始的：他从我妈妈的雕塑台那边搬来了高凳子，让他女儿面对观众坐下。他把一个牛皮纸袋的开口又往下折了两三次，戴到他女儿的头上；然后他把自己套装的上衣脱下，后摆在前，披在她身上，衣服围着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身后，蹲得让人看不到，然后把他的手从那件上衣的袖筒里往外伸，露出来后，看着就像是她的。光是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头上戴着纸帽子的小女孩，用一双很大、很爱表现的手做手势，就足以让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双大手擦擦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发抿到耳后，然后巧妙地用拇指按着鼻子，给我们做了个嘲笑的动作。
　　接下来上场的是斯隆·卡伯特。她在凳子上坐得很直，鞋根卡在横档上，效果最好地展现了她漂亮的腿，但是她的第一个节目没有成功。
　　“嗯，”她开始了，“我今天在上班呢——你们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四十楼——我打字时，打着打着扫了一眼，看到一个大个子老头儿可以说蹲在窗户外面，他长着白胡子，穿了一件滑稽的红衣服。我就跑过去把窗